文學探索情感、容納私密，書寫經常是孤獨行為。在文化空間逐漸縮窄的香港，於報章專欄書寫情感，私密本也承載公共意義。大隱隱於巿，字數有限的豆腐塊文字，如何與流傳於經典殿堂的文學辯證結合？
城中文化青年曾經像染了毒癮一樣追看梁文道的專欄「秘學筆記」，那些語氣平靜的文章讓不少讀者激動得語無倫次。「秘學筆記」結集成《我執》，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其內在的諸種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諸種人際情感的藤蔓在他的心靈裡長成一片過於深邃的陰霾。去年葉輝亦出版了散文集《親密閃光》，以戲院裡的一段誘惑之旅開始，把作者十多年來最有感覺的散文集合其中。《字花》邀請大家前來密會，聽兩位作家娓娓道來在大眾媒體書寫私密情感的經驗。
嘉賓：梁文道、葉輝
主持：鄧小樺
主辦：字花
協辦：三聯書店
日期：6月26日（週五）
時間：1900-2100
地點：中環三聯創book cafe
網上留位：www.jointpublis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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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看了不好的例子（忘了是誰），只覺評論自己喜歡的作者真難；向老師納悶道，如何可以寫得好？老師叫我去看董啟章寫卡爾維諾、邁克寫張愛玲。難的事情終歸是難的，給梁文道寫了序又寫所謂評論，都是連人帶書當散文寫，噢我們中國文學傳統中定義寬鬆的散文啊。評論喜歡的作者，當然不該寫得比該作者本身還好——但也要說出一些該作者自己沒說的話，若能看到一些該作者自己看不到的東西，便粉絲讀者評論錯亂身份責任之超額完成。）
深沉．平等．草莽
我第一次記得梁文道的名字，是九八年我在大學搗弄學生報，翻出一堆文獻，是一九九七年《國殤之柱》事件的紀錄文集。當年高志活（Jens Galschiot）將一件藝術品「pillar of shame」送給了香港，那柱子是由無數面容傷痛扭曲的魂靈糾結而成，沉重、憂傷、憤怒，勾起傷心人懷抱，大家將之命名為「國殤之柱」，而官府權貴當然要阻止這樣一條讓人不愉快的藝術品留在香港。在一九九七年的六月，就有一場百餘巿民把國殤之柱「護送」進港大的小型「遊擊戰」。過後香港報章上還出現了傳媒工作者與護送的活躍份子（activist）的筆戰。而筆戰的肇始，是梁文道的〈這晚港大有一場戰爭——一種成為記憶的失憶〉。那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把那晚的一場小型戰役描述得神秘刺激、叫我對社會行動產生莫名的嚮往；文中關於記憶的主題警句我也背下來了：「失憶並不痛苦，痛苦的是知道自己失憶。」惟是文章開首一段寓理性於抒情的鳳頭美文，我卻一直無法背下來，只記得讀時心裡驚動，望出窗外明明陽光燦爛，卻整個被那段關於記憶的陰闇氛圍籠罩了，時代與個人的影子重重疊疊如花陰架下，我記住了梁文道這個名字。
梁文道自豪地稱自己是可以不需要熱身就進入狀態的人，有段時間他的文字多產到我們只能把他想像成一個工廠（像有些學者相信「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出版社，才能涉獵如此廣闊的學術範疇）。這種文字工廠當然存在某些固定格式，才能保證時間與質量的平衡。這幾年他終於把文章結集出版（相信不到他所寫過的三份之一），讀者可以從中歸納出他的製作格式，比如：把背景清晰歸納，得出自己推論的脈絡和讀者理解的基礎；提供知識框架、概念，顯示學術根抵；邏輯清晰而不離於大多數人相信的基礎，這是時評的重要標準；加上一個有趣幽默或者情感深沉的故事，每篇都有警句，警句有時接近哲理，有時則不妨粗鄙。
然而你看我這四點歸納如此枯燥，便知梁文道的筆力關鍵，並非在於格套。像大學裡最基礎的課該由學養最深的老師來教，把深刻的東西說得清明如水，才是最考功底。就算阿爾杜塞批評文學藝術只是關心品味、教人消費、沒有核心原則的學科，我也還是要赥赥然宣稱：對某些人而言品味是生死攸關的問題，至少它是關於一個人是怎樣的人的問題。梁文道的品味底子深厚，難得是從不賣弄，也不加入那些崖岸自高的行列。《常識》序中說要「面對公眾」，這其實何止於「寫得淺白」？《噪音太多》裡談古典音樂、純粹音樂，不但把這些高雅小眾前衛的東西變得可以理解，重要的是那裡面存在著一種深切的平等精神，像福柯說「我願意我的書成為像手術刀、燃燒瓶或地下坑道一類的東西，我但願它們在被用過之後就像爆竹一樣燃為灰燼。」這種弔詭的自我期許，不存在於中國傳統「在朝在野」的兩端；但五四的知識份子們，尤其魯迅，卻是用這種態度去創造歷史的。
只有一天工作疲累後喝兩口酒，梁文道會顯示他的品味，向我說，比起艾可（Eco）那種調笑得有點無聊的幽默，他更喜歡伊格爾頓（Eagleton）那種冷淡尖刻的幽默：「嘲笑碧咸的自傳單薄得接近後期貝克特的荒謬風格，這才夠勁。」他有時與人筆戰，是因為覺得對方「讀書沒讀通」。一個人的整個歷史，其別名是品味／修養／內涵。冰山露在海面那一個小小尖頂，看來並不龐然可怖；乃是因為海的掩護。有幾次他在袋裡拿出外國詩人的英語詩集——我因為沒看過，都不好意思搭訕——大概警句的力度就是從詩集裡來的吧。而要看過多少好小說和好電影，才能輕輕幾筆把切．格瓦拉的傳記電影及觀眾的故事都寫得那麼令人動容？
梁文道的故事講得那麼好，大概他也是個大說謊家（否則《我執》裡的誠實不會這麼有重量）。然而在我看來，每次面對現實要作原則抉擇時，他所做的也還是光明磊落的。他拖稿時也許胡吹一氣，但就算那是彌天大謊，也不是大事。於是我又懂得，也許一個真正懂得說謊的人，厲害處不是讓你沒法拆穿他的謊言，而是讓你覺得就算他說謊也沒所謂。怎麼能說謊也無所謂？就是在重要關頭始終不偏離原則。
梁文道在內地出的第一本書是《常識》，可看到他的底子是後結構主義的思想，挪用巿井例子去把「公共知識份子」的理想包裝成「實際」，看在我這種不願放棄自己話語風格的小丫頭眼裡，只覺得真是謙退，就像人們說的什麼神光內斂。的確有時我們看內地一些所謂學術或者文化書籍，總是動不動本質來心靈去的，這些字眼的用法粗疏得近乎庸俗了。而後結構主義把背景和話語脈絡、實際權力操作勾出從而分解中心的分析眼光，也許對於內地讀者還是有所啟示的。
深刻並不是口口聲聲天天嚷著的，而是一種思想的自然流露。《常識》戮力介入現實時事，《噪音太多》讓文化哲思與生活接壤，再加上《我執》的內心情感深淵作為人格拼圖的，整個梁文道圓滿浮現，足夠成為崇拜的對像。《我執》裡切切的自我拷問，梁文道一旦卸下他人的要求、略為放鬆，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就會從他手下流出來。《我執》的部分文章來自梁文道和香港詩人陳智德合寫的一個專欄「短歌行」，二人平分秋色寫得一樣好，但我自己直覺「短歌行」所指涉的曹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實是梁文道的寫照。三曹父子中，當以曹操的詩最為深沉；所謂深沉，是他常常言及一些無法排解的憂思，〈短歌行〉、〈龜雖壽〉等作品都流露出曹操在宏偉開闊、歡樂飲宴時突然有莫名的憂思襲來，他不及理清那是什麼，最後總以功業宏圖排解。這豈非梁文道這穿梭華文世界的媒體人、公共知識份子的寫照？
在給選美比賽做評判之後，梁文道曾一度沮喪得寫了一篇叫〈一個知識份子的墮落〉的文章，懺悔自己背叛了以前的理想（他年輕時曾搞過示威來抗議選美活動）。不料獅子一示弱，就有烏鴉來啄食：一些有深度的香港讀者反而冷嘲他假懺悔。他並不示弱，但那以後，隨著工作轉變，他進一步放棄了矜持的「知識份子」態度，更多談「常識」，甚至在厚厚的書評結集裡自稱不過是個正常讀者（見港版《讀者》序）。他所謂的正常，乃是對於不懂得的東西心存焦慮，總是想弄明白那是什麼，多學一門學問，始終敬畏深奧，要緊跟著「眾所週知，解構主義的初次登場正好是在結構主義的高潮時期」、「有名的韋伯論題到底能不能適用於東亞的情況呢？」的高瞻遠矚，不停提升自己。在愈益平庸化的世界裡，要放棄知識份子的高潔身份是種悲哀；但站到較低的位置去動員大眾靠向正常（就是認識但不能縱容自己的無知），又是多麼逼切的任務——哪怕在這過程中，他弔詭地成了愈益平庸化的世界裡的知識明星。
其實梁文道最「猛」的日子我並沒趕上。那是香港文化界活力生猛的九十年代，那時他還是中學生，便已經開始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並且是動物兇猛，到處與人筆戰。梁文道如何敘述流麗、抒情深沉、說理尖銳、開罵狠毒，大家今日都見到；那時他的筆力只怕比今日大家所見更厲害，不少文化耆老都被他燒得吹鬍子瞪眼睛。後來再在書上認識他，是香港作家董啟章及文學研究者黃念欣合著的《講話文章II》裡，他和另一文化人湯禎兆的訪談。裡面談到梁文道在大學時期馳名的怪行，包括用棉被捲著自己從山頂滾下去、讀書時去當賣魚蛋小吃的非法流動小販——受訪時他正在寫碩士論文，號稱「大埔福柯」，照片上通常在沉思，抽煙時則有點風流自得的神態，口稱「我不介意講一點粗話，正如我不介意談一點海德格爾。」這就對了，一個人書讀得愈多，就愈要保養自己身上的草根氣息、草莽豪情。我最喜歡看梁文道的粗俗，比如寫張心澂的《偽書通考》，最後要扯到《神雕俠侶》的偽續書，大談小龍女被尹志平蒙眼姦污的「又羞又喜」：「我們一群血氣方剛的男生看了真是心癢難搔，很不過癮，那羞是如何羞？喜又喜到哪個點上呢？」在一股儒雅之氣裡，看到他小時與黑幫幹架的底氣，倍感真實。我想起賈樟柯也很自豪於年輕時幾乎當了「大混混」的輕狂歲月——或者現在真能立穩主流而又能守住小眾價值的頭領，都要有當混混的過去作支撐。
我運氣好，梁公對我一直不錯，約稿必來不管稿酬、遇事請他九成出席、甚至在我潦倒的日子給我介紹工作（有時自己掏錢給我出工錢，從不剝削）。只有在我作粉絲狀向他揮手時，他才破口罵我「你白痴啊？快點去死。」零六年我跟他學做電台節目，離開時他說「抽根煙吧」，然後站在路邊淡淡向我說了幾句話，都是教我如何不要被一個媒體既有的習慣和風格規限。其實他自己縱橫各界，最能掌握每個範疇、圈子裡的規則，但面對年青人時，卻不談那些俗事——因為不值得。一個過度成熟的規條化社會，會有許多人跑出來教年青人要懂得遊戲規則，殊不知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只教年青人去守規則的話，就會從最青翠處割斷了社會向前演化的根苗。遊戲當然有著規則，但那往往是在公共層面不值一提的。
如今只有讀書讀得最認真的人，和最追求進步的人，才能始終跟隨五四所高舉的青年精神：不畏尖銳的批判，把價值信仰和個人生活統一起來。梁文道以筆戰成名，後來亦鼓勵我筆戰要盡情——他對權威往往不留情面，但一直對有鋒芒的年青人抱有好感、諸多提攜。此亦一種親近人世的先鋒派態度：維護銳利、尖新的弱勢，容忍不成熟，而批判、嘲笑地位穩固的權威，挑戰習以為常之物。有時見梁文道會覺得他累而憔悴，但如果與他討論問題，他的原則還是如我給他做〈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一文時，貫徹如一 。世間多少人因為金錢權力或僅僅是因緣際會，而喪失了年輕時的理想和原則；如此想來，我只覺所有淘沙礫金之後能不偏離原則的，都是虎口餘生——然而梁文道笑嘻嘻的打個哈哈，看來那麼舉重若輕，我就記起他二十歲出頭時寫自己的病歷就已滄桑老成卻又不失力量。或者，因為他早已比所有人都老，於是可以一直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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