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世代

文明單位：六四與照片
嘉賓：楊陽、謝明莊

在歷史的街頭，我們回到羅蘭巴特：照片證明所攝物存在。而策展人楊陽想傳達的是複雜的議題，以及比她更年長的攝影師所承受的重量。可以補充的是我去看展覽時遇上程展緯，我們一起站在冼偉強所攝的，王維林隻身擋在長安街一列三十多輛坦克之前，驚嘆，這幅相原來是冼偉強拍的，我們都以為是上帝拍的。「阻抗的表演——六四二十週年攝影展」在石硤尾展出，大家可以去看看。

文明單位：六四：港人身份、跨代傳承
嘉賓：陳雲、林輝

陳雲林輝跨世代round table，關於六四與本土意識建構，我想香港人大把野講，節目完了還互相督促：寫文呀寫文呀！鞏固成果最重要！寫文章的人

（後來收到一位相識的電郵，說聽到節目很感動。我想這實在如小奧的詩所說：「他不再找我了／自從知道了我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他也不再找我了／自從看到了我ＭＳＮ上頭像顯示了VIIV／／我卻被更多的他找到了／當我在Facebook加入了未能忘記的群組／／交換ＱＱ好嗎」六四真的讓我們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還可以提供陳雲小劇場：在節目後他要錄一段介紹書的音，開首要他介紹自己，陳雲突然迷茫：「我應該點介紹自己？」我和林輝笑得打跌，說：「大家都會知道你是哪個陳雲了，難道會以為你是中共元老陳雲？」陳雲突然興奮：「咁我可唔以介紹自己係「我係反共o個個陳雲？」

父母們，不要膽怯
——從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一文談起

著名學者呂大樂今年離開中大，回到母校港大社會學系做系主任。臨別秋波是在港大學生會主席陳一諤被公投下台之後，發表了一篇〈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下稱〈立即〉）。文章肯定自己的社會學者身分，要求外人要有耐性讓大學生自己解決「內部」問題，又說立場鮮明的狠批減少辯論空間，更指狠批是「脫離年輕人的語境」。用網上的話來說就是，文章令許多呂大樂的讀者都「無語」了。

弔詭的「耐性」

陳一諤發表質疑六四、鎮壓只「係有少少問題」的言論，事件之所以牽連廣泛，完全是因為他是港大學生會會長的身份，某程度上代表港大學生。大學生的政治意見，已經很少沒有被這個社會重視過。近年社會常以日益收窄的道德標準、急功近利的求職眼光、感官先行的民粹手段來規限和批鬥大學生，學者和文化人往往會說「給大學生一點空間」，去為大學生的先鋒性行為護航；然而難得這次社會注意的是大學生在六四事件這種與社會和歷史掛鉤的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呂大樂卻認為事件的主體既在大學校園，陳一諤的評價應主要由港大同學來決定，叫旁人給予空間，感覺就有點一廂情願。如果平時以「給大學生空間」來為大學生的先鋒性行為護航是慈愛，那麼這次大學生代表的政治立場令社會失望，再迴護之就不免給人接近溺愛的感覺。九十年代以來，「大學象牙塔被打破」已被宣稱過無數次，除了港大內覺得自己對六四的立場無人理解的那部分同學、和部分愛生心切的老師（例如另一位我心愛的作家陳惜姿），我很難想像有多少人會同意呂大樂所要求的耐性。

而這種耐性也是頗弔詭的。〈立即〉文中似乎建議大家不要為陳一諤的言論而諸多動作，「應該想想之前為什麼未能有效在校園傳播相關信息，或之後有何補救辦法，而不是試圖阻止那自己難以接受的情况（例如年輕學生對六四事件的關注逐年減少）暴露於大眾面前。 」在「之前」和「之後」之間的「當下」，我們該幹什麼好？更弔詭的是，〈立即〉，是刊在陳一諤被罷免後，不知是專欄排期所致，還是作者不想對陳一諤罷免過程有明顯取態。但對於一般不留心細節內情的讀者而言，實在覺得〈立即〉很不立即。避過了事態最緊張的關頭，不錯會少了劍拔弩張的壓力，但也會令文章的意義減損。與當時事態抱持太遠的距離，文章很容易變成重複萬試萬靈的普世原則。以致我聽到不止一個呂氏粉絲悶悶道，這文章為什麼不寫短一半？

老實說，對陳一諤言論感到憤慨而忍不住狠批的人，不見得會反對呂大樂「以理服人」的立場。六四事件牽動大部分香港人，是因為它已經碰觸一些基本道德底線，例如「不可殺人」、「誠實」。當有人認為軍隊屠殺平民只是「有些問題」，又或者「殺平民的政府都有苦衷」，這是不分是非輕重。連別人的生命都不重視的人，歷來不乏會被社群驅逐的例子。筆者見此，何嘗不心痛。然而為何會走到這樣一步？是不是我們在兒童及青少年教育出了問題，連要孩子尊重平民的生命都很難開口？呂大樂的父親形象一度聞名香港文化界，〈立即〉便更讓我想到教育。

把什麼傳給下一代

某些關心六四的人有種潛在的心虛。年長一輩習慣政治冷感，自己認定年輕人一定會對有關政治和歷史的東西興趣缺缺，而改變這種興趣缺缺就是勉強了年輕人。報章報導，一位母親向唸小學的孩子講述六四歷史，被朋友批評為「自私」。如果把自己的信念和心結、集體的傷痛和歷史傳給下一代是「自私」，那麼我們除了金錢和物質，還有什麼可以傳給下一代呢？反過來說，如果避免把任何具公共性的（國家、歷史、政治、社會）關懷傳給下一代，那麼下一代怎麼可能不自私？

現在的同學習慣專題短講、小組辯論等考試模式，但有需要讓他們知道，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如一張寫著題目的紙條那樣無重量。如果說討論時不要攻擊人格是文明的表現，那麼尊重傷痛也更是必要的文明表現。比如說，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老人家那種痛恨日本的感情，年輕哈日一代的確未必理解、未必有興趣，但年輕的哈日一代難道會走去輕蔑地對老人家說：「你怎知香港淪陷時是香港人死得多還是日本人死得多？你怎知不是中國先做錯了事，日本才會來打中國？」出現大量肆無忌憚的輕蔑，就代表「成功引起大眾興趣、傳承六四」？

沒興趣不一定會導致不尊重事實和放棄道德原則。只有在尊重基本事實、認同基本道德原則的基礎上，才能討論歷史。傳承和宣揚六四，也絕不能放下以上原則。在一種所謂「迎合年輕人」的大前提下，立場清晰、批判犀利、願意談是非對錯，願意直指某些論調的站不住腳，就好像會「嚇壞年輕人」、「傷害傳承」了。但誠如陳景輝所說，「傳承」是有內容的，而不是空無一物的游談無根（「什麼都可討論」）；如果要否定昭昭史實才能開展討論，本身就是破壞傳承啊。

父母們，不要膽怯

八九年許多巿民都買了很多資料冊、畫冊、相集，拼命收集資料，大概現在還在家裡，不想翻看、未敢扔掉。這些東西，不就是用來對峙遺忘和謊言的嗎？它們本來就是為了要在個人軟弱動搖的時刻，以事實提供力量，呼召自己當年的道德勇氣的。當真正要傳給下一代的時候，父母們不要膽怯。

我也恰如熱愛世俗、輕快的人，多談自由及興趣，少談道德。我只有很少很少的道德原則，願意當眾大聲說出來。比如，不可殺人（從哲學範疇來說，最不道德的是折磨（torture））。孟子說，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以中國經濟發展去作為政權屠殺平民的藉口，是見利忘義。難道為了避免下一代的反彈，就連「不可殺人」都不和他們說嗎？

呂大樂說評論人立場鮮明的姿態和論述，「愈來愈跟年輕學生的生活經驗脫節，逐漸失去了說服力」。我的看法則相反，近年立場鮮明的評論的巿場一直成長，愈來愈穩固，超乎我的想像。近年「什麼都可以辯論」從一種不失明辨是非的真誠信仰，逐漸惡化成一種範疇混亂（混淆fact and point）式溫吞。許多人把理性掛在口邊，但諸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令到比較有洞察力的年輕學生愈來愈傾向立場鮮明的姿態和論述。在下有一篇博客文章〈可以繼續不斷重述六四事件，但不用再支持陳一諤了〉，其實沒什麼新論點，只是是其是非其非有話直說，在google page的轉載題竟逾七頁，在下也始料不及（只能後悔沒好好寫）。也許某些人無法接受的是，無論是操持草根語言還是學術語言，立場鮮明的激進論已經愈來愈有巿場——而這種得到巿場，有賴香港社會的凝滯和萬事不可能，有賴嬰兒潮的操持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