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在過度歡快的消費社會裡，「苦」在大眾傳播層面必須被壓抑的（否則它會令消費機器無法運作）；一旦予以呈現，卻又難免極度煽情，並且始終以消費的形式去弭解痛楚。我們注目災難、流淚、捐款、忘記。

本輯特集曾向黃碧雲邀稿，她說沒時間所以婉拒了，並說：「《苦》這回事，寫得出來已經不會很苦了。最苦的時候，不言語，只聽，聽到不存在的聲音。」 這話以一種極限的方式簡單指出了一個求諸內心的人之痛苦：那並不是一層的，而是即使清醒得可以從各個角度來否定自己所聽到的不是真實，都無法掙脫的痛苦迷障。痛苦並不實質存在，所以它到極致處也無法取消。同時它也指示了文學作為一種「反面」的邏輯——以缺席代替存在，沉默代替言說，以言語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去讓讀者主動尋求，以貼近某種未有定案的真實。事情從來不像給災難或窮人捐款那麼方便直接。苦，說不出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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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與何福仁的對談行之有年，這次的對象是周作人，新文學「苦」的象徵。以對談的形式，去談論這樣一位人物的「苦處」，本來就有弔詭張力。更複雜的是，二位在婉轉深入周作人的沉默苦澀之後，結尾處卻對周之附敵始終持不接受態度，何福仁以詳盡史實、持平態度去鋪解理由，西西則簡言：「看來苦，是自討的。」不予一句輕鬆的同情。一種不能同情的苦。像懸擱半空，永遠引你思量它究竟是何狀態。

黃茂林常寫疾病，以一種像在水裡對話的輕柔平和語言。強直性脊椎炎患者，本以持續的背痛及僵硬為症狀；而此病與一般背痛的分別在於，運動和活動能夠減輕痛楚及僵硬的情況，過量的休息和靜止反而會使情況惡化。而黃詩〈水母苦頌〉，則直接以無脊椎輕柔飄浮的水母為描寫對像，將頌讚其美態的語言，與一位僵痛病者的狀況與願望巧妙揉合，詩不雕琢警句，而是以一種看來隨便其實小心翼翼的語言去製造一種不可能的平衡與結合：無重量飄飄然的幸福祝願，與沉滯持續的現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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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有其社會面向，尤其經歷過反高鐵、政改的一系列青年苦行之後，藝術界也甚受牽動。謝曉虹的〈苦瓜〉將社運事件作變型：工地、農田、直接行動式抗爭——不言不語只是躺在地上阻止工程，沉重如鐵無法移動的苦瓜少女。聽信了推銷員的花言巧語而迷信未來藍圖的父母，整個故事並非紀實，卻是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捕捉。炎夏裡苦瓜本是清熱佳品，但苦瓜少女們引起了人們的不耐——苦瓜被設置為阻擋幻覺、讓人們直面炎夏之苦（還有愛情及家庭的亂象）的引爆物。

小時候第一次知道佛家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陰熾盛」，當時相當震撼。那種陳列和概括的方式，指向對人生現象的穿透。理解你自己，以至眾生皆苦。梁文道處理的便是眾生之苦：憤怒。他反覆以沉靜的語調，及輕盈的體裁，由社會群體的觀察，到個人生活瑣節的細察，去把握這種情緒。從重到輕，由大拆散至小。他不處理爆發，而處理累積。「重點從來不是憤怒的對像，而是一種憤怒與另一種憤怒之間的關係。」無窮的拆細，一半的一半，飛矢不墜——我們就像那飛矢，憤怒之苦的終極破解是地面，我們在專注思考、試圖接近它的過程裡，持續在一種澄明思考、偏離原有屏障的狀態裡。而飛矢在概念上永遠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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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苦」為題，是不想面向青年的文學雜誌，只有作樂、快感、表層的一面，希望能以文學語言，牽引沉澱、內省，同時也希望能體會他人的處境與苦辛，從而令自己開闊。

夏宇在《腹語術》裡提到，她去旁聽楊牧在台大的課，下課後楊牧問她：「你的詩裡總想要表現一些好玩的事，你會不會寫悲傷的詩呢？」她便馬上下決心要寫一首「悲傷的詩」，那就是〈乘噴射機離去〉，開始時只有很悲傷的四十幾行，寫完後，愈謄愈長，謄第六遍時變成一百三十多行，又變成一首好玩的詩了。夏宇笑嘆「唉，我到底會不會寫悲傷的詩呢？又，我專注的能力為什麼這麼差呢？但它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首詩。好，我堅持認為它是一首悲傷的詩。」

《字花》看來總是一本好玩的雜誌；到底把一種不顧一切的快樂姿態與好幾種無法輕易被消費的歷史病疾怨怒揉合起來，會產生怎樣的合成物？願讀者在長篇的文章裡求諸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