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號外》七月號，專輯極有收藏價值）
「世代」的說法本亦有之，通常以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為標的，例如七十年代有「保釣一代」，後來亦輾轉耳聞「八九一代」，「零三七一一代」的說法；這些運動的重大事件的共同經驗，造成了許多不明文之共識，屬於該年代某社群的共同反應：例如保釣一代無不記得下令毆打學生的威利警司，八九一代無畏風雨（當年曾有風球下游行的經歷），零三七一講求和平理性自發表達等等。但這些提法在社會上往往沒有受到公認，提者亦少有概念化處理，只能在斷簡零篇的自述和紀錄中找到痕跡，或以唏噓的口述流傳至後代。「世代」的提法，是到呂大樂在2006年發表《四代香港人》之文而引起注目，開始成為社會上習用的思考框架。
世代論：四代香港人的差異與分歧
《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是一本二萬字左右的小書，作者以社會學角度將香港人區分為四代：第一代是1920-30年代出生的，生活環境並不富裕，默默打拼求存的一代；第二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趕上香港的經濟起飛期，以知識及工作累積獲得較大的階級流動，拼搏狠辣，競爭心旺盛，至今仍然掌握政經及文化領導權；第三代是70年代後出生，他們儘管亦多有良好教育經驗，但沒有獲得嬰兒潮一代的黃金機會，人數亦較少，階級流動已偏向凝滯，無法獲得社會的主導權，註定處於嬰兒潮的陰影下；第四代則是80年代以後出生的一代，他們是嬰兒潮的子女，雖然擁有優厚的成長條件，但在嬰兒潮父母的嚴格管教及期望下，無法建立自我，註定是不快樂的一群。
呂氏世代論並沒有援引很正規的學術調查資料，因此社會學界有人笑稱《四》是一本星座書，沒有很確實的資料基礎，但卻令人覺得十分準確、滿有共鳴。與前述以經驗為單位的個別族群世代劃分不同，呂氏處理的是「主流心態」。他論述的原意是稱頌「第一代香港人」對於下一代的自由放任態度，希望嬰兒潮能夠放手任第三、四代發展「上位」，在這方面他與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相若，有一點懺悔及勸勉的態度。
但當時所引起的，卻是第三、四代對於第二代即嬰兒潮的反彈：出生於七十年代以後的這兩代，在求學、求職期間遇上幾度經濟低潮，對於自己的階級凝滯及運氣不濟早已不滿多時。第四代對於被形容為「沒有自我的一代」尤其感到惱怒。而抱持強者心態的第二代，亦是以相當強硬甚至不屑的姿態面對挑戰，大有「放馬過來」的盛氣。
世代的分歧與差異除了體現為大量的對立論述與口水戰之外，亦可見於社會運動的框架取態。在06-07年間的保育運動（主要人物有葉蔭聰、林藹雲、朱凱迪等），就有第三、四代的邊緣族群反撲嬰兒潮意識型態的味道。第三、四代發動的保育運動，反對香港社會當時發展至上的主流想法，他們擁抱邊緣，依戀舊物，在全球化趨勢下高舉本土，不相信妥協而相信行動。除保育運動外，對議會政治的懷疑亦為第三、四代的訴求特徵。
「世代論」的提出，令社會不同族群都有了一套方法和基礎，去說明自己的處境，並與不同世代作對照而突顯自己的位置。它亦是香港社會首次正面面對所謂「代溝」的問題。
八十後：文化與政治結合的本土運動
「八十後」是「世代論」的延伸框架，雖然這樣提出的人並沒有刻意用來取代呂大樂的四代區分。「八十後」一詞在2009年初見，指大約80年代出生的青年群體，以一群有文藝背景、熱愛本土、同時關注主流政治與社會民生的青年為骨幹（代表人物有蔡芷筠、陳景輝等），結集了一股相當強大的政治行動能量，積極投入各式運動，後轉化為反對2009政改方案、支持五區公投、反對地產霸權、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當為運動高峰）、參選藝術發展局、反對功能組別特權等型態。
「八十後」延續前幾年的保育運動的本土取向，其一突出的特徵是以文化行動的方式來進行抗爭，例如反高鐵期間的苦行等。「八十後」擁抱多元文化，親近小眾和弱者，將各種對主流的質疑歸結為「尋找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更提出「快樂抗爭」的口號。較以前的社會運動，八十後運動有更強的「品牌化」傾向：八十後不是一個組織，它卻比保育運動時期的組織「本土行動」更像一面旗幟。而且，八十後運動比保育運動更願意走出特定的專業範疇，立意以「少不更事」的純潔眼光，碰觸主流政治的弊端，因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保育運動視擁抱全球資本主義的香港政府為破壞本土的敵人，因此是香港的內部矛盾；而八十後運動除了進一步找到「地產霸權」這個內部敵人之外，更拉開了反對中港融合的戰幔，把中共政府定義為危及香港本土的敵人。
九十後：以理想和純潔重奪主流？
八十後的提法一出，世代論即顯陳舊，各代香港人均以出生年代自稱，目前的本土青年政治能量則以「九十後」為宗。「九十後」代表標誌是學民思潮、黃之鋒等，運動主體的年齡降低至20以下的中學生，但「反國教」運動的規模之大，則遠遠超前於八十後運動。九十後運動的立足點清晰：強調理想與純潔的學生運動。運動仍在形成之初，初步來看，九十後運動有些特徵：九十後處理的多為主流政治的議題，邊緣議題較少；八十後常有波希米亞風格的浪漫不羈行逕，九十後運動謝絕煙酒粗口；八十後成員走不脫藝術或文化研究背景，黃之鋒卻原來是讀商科的。九十後運動對於主流媒體的取態極其敏銳，他們對於成為「最大公因數」是有欲望的（保育一代及八十後則看來只想做最有影響力的小眾）。
世代差異走到近年，已分裂到兩年一代的地步；到九十後像是走到一個循環回轉點。如果九十後真的壯大至可以牽引出時代特徵的大型運動主體，重新定義敵我關係，主流和邊緣便會重新洗牌，標示差異的身份特徵之運動操作，可能會弔詭地進入融合期。本土的「主流」競爭，無疑會更為激烈——友與仇，人與獸，愛與不愛者——筆者既感其酷烈，亦復望火中能煉就新一代香港主體。
「世代」的說法本亦有之，通常以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為標的，例如七十年代有「保釣一代」，後來亦輾轉耳聞「八九一代」，「零三七一一代」的說法；這些運動的重大事件的共同經驗，造成了許多不明文之共識，屬於該年代某社群的共同反應：例如保釣一代無不記得下令毆打學生的威利警司，八九一代無畏風雨（當年曾有風球下游行的經歷），零三七一講求和平理性自發表達等等。但這些提法在社會上往往沒有受到公認，提者亦少有概念化處理，只能在斷簡零篇的自述和紀錄中找到痕跡，或以唏噓的口述流傳至後代。「世代」的提法，是到呂大樂在2006年發表《四代香港人》之文而引起注目，開始成為社會上習用的思考框架。
世代論：四代香港人的差異與分歧
《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是一本二萬字左右的小書，作者以社會學角度將香港人區分為四代：第一代是1920-30年代出生的，生活環境並不富裕，默默打拼求存的一代；第二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趕上香港的經濟起飛期，以知識及工作累積獲得較大的階級流動，拼搏狠辣，競爭心旺盛，至今仍然掌握政經及文化領導權；第三代是70年代後出生，他們儘管亦多有良好教育經驗，但沒有獲得嬰兒潮一代的黃金機會，人數亦較少，階級流動已偏向凝滯，無法獲得社會的主導權，註定處於嬰兒潮的陰影下；第四代則是80年代以後出生的一代，他們是嬰兒潮的子女，雖然擁有優厚的成長條件，但在嬰兒潮父母的嚴格管教及期望下，無法建立自我，註定是不快樂的一群。
呂氏世代論並沒有援引很正規的學術調查資料，因此社會學界有人笑稱《四》是一本星座書，沒有很確實的資料基礎，但卻令人覺得十分準確、滿有共鳴。與前述以經驗為單位的個別族群世代劃分不同，呂氏處理的是「主流心態」。他論述的原意是稱頌「第一代香港人」對於下一代的自由放任態度，希望嬰兒潮能夠放手任第三、四代發展「上位」，在這方面他與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相若，有一點懺悔及勸勉的態度。
但當時所引起的，卻是第三、四代對於第二代即嬰兒潮的反彈：出生於七十年代以後的這兩代，在求學、求職期間遇上幾度經濟低潮，對於自己的階級凝滯及運氣不濟早已不滿多時。第四代對於被形容為「沒有自我的一代」尤其感到惱怒。而抱持強者心態的第二代，亦是以相當強硬甚至不屑的姿態面對挑戰，大有「放馬過來」的盛氣。
世代的分歧與差異除了體現為大量的對立論述與口水戰之外，亦可見於社會運動的框架取態。在06-07年間的保育運動（主要人物有葉蔭聰、林藹雲、朱凱迪等），就有第三、四代的邊緣族群反撲嬰兒潮意識型態的味道。第三、四代發動的保育運動，反對香港社會當時發展至上的主流想法，他們擁抱邊緣，依戀舊物，在全球化趨勢下高舉本土，不相信妥協而相信行動。除保育運動外，對議會政治的懷疑亦為第三、四代的訴求特徵。
「世代論」的提出，令社會不同族群都有了一套方法和基礎，去說明自己的處境，並與不同世代作對照而突顯自己的位置。它亦是香港社會首次正面面對所謂「代溝」的問題。
八十後：文化與政治結合的本土運動
「八十後」是「世代論」的延伸框架，雖然這樣提出的人並沒有刻意用來取代呂大樂的四代區分。「八十後」一詞在2009年初見，指大約80年代出生的青年群體，以一群有文藝背景、熱愛本土、同時關注主流政治與社會民生的青年為骨幹（代表人物有蔡芷筠、陳景輝等），結集了一股相當強大的政治行動能量，積極投入各式運動，後轉化為反對2009政改方案、支持五區公投、反對地產霸權、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當為運動高峰）、參選藝術發展局、反對功能組別特權等型態。
「八十後」延續前幾年的保育運動的本土取向，其一突出的特徵是以文化行動的方式來進行抗爭，例如反高鐵期間的苦行等。「八十後」擁抱多元文化，親近小眾和弱者，將各種對主流的質疑歸結為「尋找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更提出「快樂抗爭」的口號。較以前的社會運動，八十後運動有更強的「品牌化」傾向：八十後不是一個組織，它卻比保育運動時期的組織「本土行動」更像一面旗幟。而且，八十後運動比保育運動更願意走出特定的專業範疇，立意以「少不更事」的純潔眼光，碰觸主流政治的弊端，因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保育運動視擁抱全球資本主義的香港政府為破壞本土的敵人，因此是香港的內部矛盾；而八十後運動除了進一步找到「地產霸權」這個內部敵人之外，更拉開了反對中港融合的戰幔，把中共政府定義為危及香港本土的敵人。
九十後：以理想和純潔重奪主流？
八十後的提法一出，世代論即顯陳舊，各代香港人均以出生年代自稱，目前的本土青年政治能量則以「九十後」為宗。「九十後」代表標誌是學民思潮、黃之鋒等，運動主體的年齡降低至20以下的中學生，但「反國教」運動的規模之大，則遠遠超前於八十後運動。九十後運動的立足點清晰：強調理想與純潔的學生運動。運動仍在形成之初，初步來看，九十後運動有些特徵：九十後處理的多為主流政治的議題，邊緣議題較少；八十後常有波希米亞風格的浪漫不羈行逕，九十後運動謝絕煙酒粗口；八十後成員走不脫藝術或文化研究背景，黃之鋒卻原來是讀商科的。九十後運動對於主流媒體的取態極其敏銳，他們對於成為「最大公因數」是有欲望的（保育一代及八十後則看來只想做最有影響力的小眾）。
世代差異走到近年，已分裂到兩年一代的地步；到九十後像是走到一個循環回轉點。如果九十後真的壯大至可以牽引出時代特徵的大型運動主體，重新定義敵我關係，主流和邊緣便會重新洗牌，標示差異的身份特徵之運動操作，可能會弔詭地進入融合期。本土的「主流」競爭，無疑會更為激烈——友與仇，人與獸，愛與不愛者——筆者既感其酷烈，亦復望火中能煉就新一代香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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