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對記憶

處理派對

有些東西是我不懂處理的，比如派對這種事物。

香港人的派對經驗是由中學開始的，就是學校舞會這種東西。通常是會考畢業那年。在木地板的老舊禮堂，燈光暗一點，那些本來用作週會或考試的漆黃木椅，圍著牆邊擺一圈，地上還有羽毛球場的漆白線。就是這樣的舞場，男同學打條領帶、穿件背心，女同學長短裙子，算是打扮一下，那個年代有誰化個小粧就讓人竊竊私語了。我校是官校，以女王命名，大家平日只有在聖誕假期的跳舞的一點點殖民地習俗，到底學到了一些慢四步和cha cha，可以跳一下。問題是和誰跳，男女生心中各有打算。那一年沒有任何明顯驚喜或哀愁，這讓我一直覺得我校我屆的主題就是平淡。

我記得我曾有派對前的焦慮。那些打扮的問題，女孩子坐在椅上等待邀舞的角色——我難以忍耐，總是主動去邀女孩跳。而我是我屆畢業生的級聯主席，派對舞會中要處理一些食物、音樂、燈光、致辭之類的事務，穿來插去，減少那些角色設定的呆板等待，這讓我慶幸，惟也讓我一直沒有培養出等待的耐性，遑論眉來眼去的細膩心計。最後是男主席邀我跳了一隻舞，我後來喜歡上他，實在太欠缺懸念。或者可以這樣說——領悟或教訓是，我人生中的如願以償，註定來自工作。

至於衣服，不用說了，一直都沒有掌握派對衣服的dress code。中五那年穿的是月白直條毛衣襯米色長裙，只是比較斯文，根本不夠隆重。短裙不是我的選擇，能不穿絲襪就不穿，高跟鞋走幾步就厭煩，到最後都不會化粧，永遠戴著眼鏡。有時以旗袍、中國或尼泊爾的民族服裝，或奇裝異服搪塞過去。我其實不怕鮮明，衣櫃裡怪衣服很多。張愛玲以廣東土布做衣服，刺目的玫瑰紅上粉紅花朵嫩綠葉子，印在深藍或碧綠地上，在鄉下是給嬰兒穿的，而張則自覺「彷彿穿著博物館的名畫到處走，遍體森森然飄飄欲仙，完全不管別人的觀感。」我想我是明白的。我只是不想理解何謂隆重，不想服從於心領神會的潛規則。

後來老了，覺得想要自己做得到某些事，於是試著買一些黑色長裙，想起碼地符合派對的規則。但結果，發現自己還是穿著直身美式橙紅相間格子長襯衣，抱臂遠遠坐在派對的邊陲。偶然走過去，看那些認識但和我很遠的女子們，絲質、蕾絲、毛毛披肩、珍珠飾物，驚嘆她們的美麗。

至於後來，出席各種派對，慈善舞會、文化界的什麼，我都是沒有耐性的。觥籌交錯，衣香鬢影，我只會獨自走開，悶聲與食物相處。派對的閒聊，較諸日常更為拘謹，一來派對中人未必相熟，二來就算相熟的，也會被盛裝打扮及那個隆重的場合，改寫成不相熟的存在。如果派對要親密，必須可以隨時擁抱，但盛裝打扮的人是必須小心於任何動作的，所以派對的擁抱，常讓我想到沒有尼古丁的香煙。要到能夠出去抽煙，比較有點浪漫的可能，有一段煙霧的時間，想像會認識一個同樣不適於派對的男子。不過這樣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往往在派對中，我發現自己天性孤僻。伊壁鳩魯說「被迫置身於人群的時候，往往是最應該自守孤獨的時候。」這判語有點太直接簡單，我還是喜歡布羅茨基的句子：「那些遺忘我的人足以構成一座城巿」。

後來想要克服，想在任何場合都適應無礙——結果是把派對都變成洽談事務的場合，談著談著變了談計劃，合作的可能，共同進行什麼，發現自己捂著嘴在沉思，眼珠亂轉，下一步就是掏出本子來抄下意念了。我是個工作狂。而我一直相信，所有工作狂都是憂鬱症患者，那是一個保衛自我的玻璃罩子，阻隔人群與社交的規則，憂鬱症患者得以在其中自轉。

甚至後來我經營派對，鼓勵公司同事，去掌握辦派對的能力。同事們並無障礙，把酒談天調笑自拍，我就可以再出去抽煙。給他們食物，分擔嘴巴的述說工作；給他們酒水，讓他們的神經軟化下來；給他們音樂，讓他們可以被分神；給他們表演環節，讓他們得以望向同一方向。《字花》十週年，也要辦派對。我彷彿已經懂得處理派對，一邊與同事開會敲定checking list，心裡則想像著，十年來的文字如細雪團轉飛舞，其中有抽象的理念閃動，我擁抱著它們跳舞——那就可以直面人世孤獨的本質，連對同伴的想望都盡皆熄去。

（刊《香港文學》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