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016

派對記憶



處理派對

有些東西是我不懂處理的,比如派對這種事物。

香港人的派對經驗是由中學開始的,就是學校舞會這種東西。通常是會考畢業那年。在木地板的老舊禮堂,燈光暗一點,那些本來用作週會或考試的漆黃木椅,圍著牆邊擺一圈,地上還有羽毛球場的漆白線。就是這樣的舞場,男同學打條領帶、穿件背心,女同學長短裙子,算是打扮一下,那個年代有誰化個小粧就讓人竊竊私語了。我校是官校,以女王命名,大家平日只有在聖誕假期的跳舞的一點點殖民地習俗,到底學到了一些慢四步和cha cha,可以跳一下。問題是和誰跳,男女生心中各有打算。那一年沒有任何明顯驚喜或哀愁,這讓我一直覺得我校我屆的主題就是平淡。

我記得我曾有派對前的焦慮。那些打扮的問題,女孩子坐在椅上等待邀舞的角色——我難以忍耐,總是主動去邀女孩跳。而我是我屆畢業生的級聯主席,派對舞會中要處理一些食物、音樂、燈光、致辭之類的事務,穿來插去,減少那些角色設定的呆板等待,這讓我慶幸,惟也讓我一直沒有培養出等待的耐性,遑論眉來眼去的細膩心計。最後是男主席邀我跳了一隻舞,我後來喜歡上他,實在太欠缺懸念。或者可以這樣說——領悟或教訓是,我人生中的如願以償,註定來自工作。

至於衣服,不用說了,一直都沒有掌握派對衣服的dress code。中五那年穿的是月白直條毛衣襯米色長裙,只是比較斯文,根本不夠隆重。短裙不是我的選擇,能不穿絲襪就不穿,高跟鞋走幾步就厭煩,到最後都不會化粧,永遠戴著眼鏡。有時以旗袍、中國或尼泊爾的民族服裝,或奇裝異服搪塞過去。我其實不怕鮮明,衣櫃裡怪衣服很多。張愛玲以廣東土布做衣服,刺目的玫瑰紅上粉紅花朵嫩綠葉子,印在深藍或碧綠地上,在鄉下是給嬰兒穿的,而張則自覺「彷彿穿著博物館的名畫到處走,遍體森森然飄飄欲仙,完全不管別人的觀感。」我想我是明白的。我只是不想理解何謂隆重,不想服從於心領神會的潛規則。

後來老了,覺得想要自己做得到某些事,於是試著買一些黑色長裙,想起碼地符合派對的規則。但結果,發現自己還是穿著直身美式橙紅相間格子長襯衣,抱臂遠遠坐在派對的邊陲。偶然走過去,看那些認識但和我很遠的女子們,絲質、蕾絲、毛毛披肩、珍珠飾物,驚嘆她們的美麗。

至於後來,出席各種派對,慈善舞會、文化界的什麼,我都是沒有耐性的。觥籌交錯,衣香鬢影,我只會獨自走開,悶聲與食物相處。派對的閒聊,較諸日常更為拘謹,一來派對中人未必相熟,二來就算相熟的,也會被盛裝打扮及那個隆重的場合,改寫成不相熟的存在。如果派對要親密,必須可以隨時擁抱,但盛裝打扮的人是必須小心於任何動作的,所以派對的擁抱,常讓我想到沒有尼古丁的香煙。要到能夠出去抽煙,比較有點浪漫的可能,有一段煙霧的時間,想像會認識一個同樣不適於派對的男子。不過這樣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往往在派對中,我發現自己天性孤僻。伊壁鳩魯說「被迫置身於人群的時候,往往是最應該自守孤獨的時候。」這判語有點太直接簡單,我還是喜歡布羅茨基的句子:「那些遺忘我的人足以構成一座城巿」。

後來想要克服,想在任何場合都適應無礙——結果是把派對都變成洽談事務的場合,談著談著變了談計劃,合作的可能,共同進行什麼,發現自己捂著嘴在沉思,眼珠亂轉,下一步就是掏出本子來抄下意念了。我是個工作狂。而我一直相信,所有工作狂都是憂鬱症患者,那是一個保衛自我的玻璃罩子,阻隔人群與社交的規則,憂鬱症患者得以在其中自轉。

甚至後來我經營派對,鼓勵公司同事,去掌握辦派對的能力。同事們並無障礙,把酒談天調笑自拍,我就可以再出去抽煙。給他們食物,分擔嘴巴的述說工作;給他們酒水,讓他們的神經軟化下來;給他們音樂,讓他們可以被分神;給他們表演環節,讓他們得以望向同一方向。《字花》十週年,也要辦派對。我彷彿已經懂得處理派對,一邊與同事開會敲定checking list,心裡則想像著,十年來的文字如細雪團轉飛舞,其中有抽象的理念閃動,我擁抱著它們跳舞——那就可以直面人世孤獨的本質,連對同伴的想望都盡皆熄去。

(刊《香港文學》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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