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在李國章時代已經提出「亞洲第一」的宏願，北大當然是中大心目中的假想敵之一。前任崇基院長李沛良便將中大荷花池命名為「未名湖」，明言中大「未名湖」與北大「未圓湖」比肩。可是，在最近的中大英語化事件上，中大與北大的距離最是一目了然。
年前北大曾推動「校園改革」，修訂教職員的聘用條例，在校園內外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中央台也曾採訪過有關事件。聘用條例的問題聽來帶點銅臭，所以不值得注意？北大有學生逕言：「北大校園裡沒小事！」推動改革的北大校長對此言表示認同，傳媒報導時亦多次引用此語。
相反，最近中大更改教學語言政策，引發校園內外不滿，校方卻一再盡力將事件「低調進行」：
事前諮詢如落花著地無聲；政策通過後引來強烈質疑，則聲稱需要更改教學語言的課程只有3-4%，數量稀少，並無重大影響。希望將事件淡化的除了中大校方之外，中大某些校友兼校董如香樹輝、王維基等，亦不斷宣傳「更改教學語言只是行政問題」。而現於科大教書的中大校友黎德怡，則稱無論中大「國際化」背後真正的目的為何，對大學的形象和實質都好多於壞。在這些論調中，中大的英語化，都不過是小事一樁，不值得追問。
「北大校園裡沒小事！」這句話在香港大專教育界中人聽來，也許接近五雷轟頂——因為它表現了說話者作為大學中人的自重自尊，對公共討論的重視，扣連知識與身邊事務的熱心；它還隱含了一幅大學與社會之間互存信任的圖景：說話者相信社會願意聆聽和了解大學所關心的事情，社會與大學是相連的。而這些對說話者來說理所當然的一切一切，在香港的大專教育界看來，竟然是那麼遙不可及。
「3%」：一劑啞藥
當中大校方聲稱只有3-4%的課程需由中文教授轉為英文教授後，社會對事件的關注似乎就開始減弱。似乎3%這個數字，確乎讓人覺得中大英語化，無話可說。不過，我們怎麼會相信，大學教育問題可用數字概括？如果照這種數字思維來想，科大最高收生成績學系之一的環球商業管理學系可算微不足道了，它一年只收20餘位學生，佔科大全校收生人數不足百分之一，那麼把這個學系關閉，對大學幾乎毫無影響。
3%之所以是一劑危險的啞藥，就是因為它遮蔽了學科知識之間的差異，學科與學習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是必須討論的，而且必須非常細緻地討論，因為嚴格來說，即使同一學系，不同課程所背負的使命都不同，因此對教學語言的考慮亦自然不同。考慮該以何種語言教授一個課程，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生動程度和學生參與程度之外，起碼還有幾個向度。例如，語言與思維的關係：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教授多年前便已指出，在處理複雜的抽象思維的能力方面，第二語言是永遠都不能代替第一語言的。又例如，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教育學者蔡寶琼指出，中文是香港人參與社會、討論時事的主要語言，以中文教授較能觸碰到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的學生深層的價值觀，也令課堂與社會之間的距離不那麼遙遠；相反以英文為主的學習環境，很可能會令學生對社會有疏離感。
曾經以英文學習和教授的蔡寶琼還說，她在教授有關「性教育」的課程時，堅持使用中文來面對本地學生，因為性別、性態這些問題深植於每個人的成長經歷和深層思維之中，以英文教授會無法接觸到同學思維中最潛在的假設——教師講「陰道」和「vagina」，對聽者所造成的思想衝擊根本是兩回事。
我不敢說蔡寶琼這種考慮是唯一合理的，但作為對大學教育的考慮，起碼交出這樣程度的思考，才算是合理的。令人慨嘆的是，推行「國際化」政策的人，卻總是似乎想大事化小，討論愈少愈好。
3%本來只是一個數字，數字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以證據的方式，為討論提供輔助，讓討論更有基礎地進行下去。但是中大校方提供的這個數字，它欠缺所有調查數字都有的可信性基礎，那就是：它是怎麼算出來的。但它卻是中大校方停止討論的有效藥劑。3%本不應是個如此奏效的宣傳策略，它現在大收奇效，只怕是我們的社會也太習慣於看見數字便停止反問了。
「行政問題」：令人盲目的招牌
除了數字之外，另一個將英語化事件講成「小事」的手段便是「行政問題」的論調。「行政」這個招牌的意思就是，我的行為是中性的和必須的，所以無須討論了。這種論調全力迴避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問題，巴不得把一切用「大勢所趨」四個字匆匆帶過。而恰恰是這種將語言問題去意識型態化的思想，會令「國際化」徹底失敗。
中國翻譯學者孫歌曾批判當今中國大陸的外語教學，過於偏重語法和語音訓練，而忽略了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這種教學將語言視為透明的載體工具，結果只能教會學生「識別」，而非「理解」。所以學生認為語言只與技術手段和生產工具有關，而對語言背後及自身所處位置的複雜問題完全盲目。孫歌一矢中的地指出：假若「外國研究」是在這種簡化基礎上建立的，就完全沒有意義。
如果外語教學與研究不能審視所處的文化位置的複雜性，進而不能擁有單語文化視角所不具備的思想生產能力——那麼雙語教學與研究所憑借的立場，就僅僅是對母語文化立場（甚至僅僅是意識形態立場）或者是另一種文化立場的簡單複製，即拙劣的鸚鵡學舌。「當今外語教學最易培養兩類型的學者︰要麼是毫無頭腦鸚鵡學舌的文化買辦，要麼是極端而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因為它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何處？』」孫歌的深刻批判令我們悚然，是因為它竟然也如此切中香港的要害。
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習慣了把語言視為純粹的工具，那麼就算引入了外語教學（或者如中大校方所說「雙語教學政策不變」），而不能審視語言使用者的位置、語言與意識形態之深刻關聯、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那麼理想中的多元文化、開放視野，就依舊遙不可及。沒有視野的「國際化」，只會是沒頭沒腦地被強勢文化吞噬。
香港在解除殖民統治之後，殖民者的語言卻一直在社會上佔著高位，如此狀況本來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而香港一直以來身處多種語言和多種權力關係之接壤處，產生了複雜多姿的混雜文化。彈丸之地的香港一直被世界學術界注意，部分原因也在於此。著名後殖民學者斯皮瓦克（Spivak）數年前曾應邀到科大任教一年，據她說來香港是為了，學粵語。李歐梵教授亦多次對香港的文化表示極為欣賞。令人感傷的是，是我們的大學領導層，銳意把香港的語言、文化和教育問題簡化為數字、行政、「小事」，想方設法讓討論結束，社會閉口。許多有識之士在今次事件上，較同情反對「偽國際化」的學生，也可能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具啟發性的討論、及僅有的討論空間，都是由反對派開拓出來的。據說事件曝光以來，國內國外有不少教授寄書籍到中大學生會，希望交流。道理很簡單，對大學中人而言，最能提昇大學形象的，是討論的誠意和水準。
其實中大這次更改語言政策，若能主動引發高層次的討論，表現出高等學府應有的胸襟，未嘗不是一次令中大增光的行為。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大校方一直拒絕公開討論和諮詢，以致有教授受制於強權又不甘沉默，要以筆名撰文，在報章抨擊大學黑箱作業，欠缺開誠與尊重。至於公開討論的誠意，中大表現得比中學教育界猶有不如。如果大學的使命包括推動民主，包括讓思想、知識溝通互融，中大校方還有什麼面目面對國際學術界？
而最令人矯舌不下的是，是有任教於大學的人也走出來說，對大學的宣傳有好處的口號，就不必追問。這樣說來，香港的大學裡沒大事，大學只要確保得到資助就可以了，別的管他作甚？真正令我們的大學矮化的，就是這種拒絕追問的態度。
引文出處——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香港。
3 comments:
舊文重貼：〈可愛有時，批判有時——閱讀中大英語化政策〉
任何事件，它值得公眾注意的原因，除了它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之外，還因為，它能夠提出一新我們認知的事物。就因如此，中大近日發生的改變教學語言政策事件，我認為大家都值得去看一看。
香港社會的分化情況已經日益嚴重，到了無法忽視的地步。學者馬嶽指出，分化嚴重其中一個成因，是特區政府每當推出新政策而欲解決反對聲音之時，就把反對聲音妖魔化。而中大的教學語言政策事件中，反對校方政策的學生會，則流露出一種亟欲統合各方意見的包容性。這點在我們的社會中，不可不說是彌足珍貴的。
尊重自重，社群互融
首先，學生會所發表的〈哭中大〉初稿，文中有言「很不幸也很諷刺地，我們的大陸同胞，較香港人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只會挑那些以英語授課的香港的大學來讀」；此言一出，在校內引起了很大反應，一些內地同學感到強烈不滿，幾乎令學生會陷入危機。然而，中大學生會的同學並沒有就這樣與內地同學來個無盡的論爭，而是很快就認清了，這樣是陷入了校方的分化政策，因為指內地同學喜歡唸英文多於中文的，是校方文件裡的論調，並不能真正全面代表個別的、作為人的同學。事實上，就我們的自身經驗也可知道，內地同學的想法和取向當然是多元的，學習不同科目、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怎會只有一種想法？學生會向同學道歉，更改文章，並著意去了解和把內地同學的聲音引入事件的討論。這樣一來豐富了討論，二來也讓內地同學在校園中的重要性真正地提高，不再處於過客般疏離又邊緣的位置。這樣成熟的處事手段，是令社會人士驚喜的。
當然，一些內地同學的勇氣和見識也值得佩服。他們沒有怯於一時猛烈的反對聲音，反而敢於在看來不屬於同一個族群的人面前，說出不同的意見。例如有同學稱，她是放棄了北大的學位而到中大讀書的，因為她聽到她的老師說，在南方一個小島上有一間以「中文」為名的大學，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令她心嚮往之。這種說法不落俗套之處在於，它顛覆了「北方—文化vs.南方—經濟，南方永遠從屬於北方」的古舊論述。可見，我們這些南方的城市，更應建立自己文化上的自尊心，不要讓人誤會我們只埋首於賺錢。而因為表達了對對方的尊重，看來屬於不同族群的內地生和本地生，就建立起屬於同一個族群的親厚感。無論是任何族群之間、任何方式的交流，其成功都必須建基於對他人文化的足夠尊重，和對本身文化的深刻自尊。
學生有何可愛
我們的大學生好像已經被唾棄很久了：功利、冷漠、語文能力低，不一一而足。其實，學生不就是一個專門學習的職業嗎？學習，吸收新知識，接著更新自己的想法。理想中的大學，大概是個最具包容性的烏托邦，讓各種知識和文化在衝突中共存。一個有激烈衝突和矛盾的社會，份外需要一間優秀的大學，和優秀的大學生，把象牙塔裡的包容性帶入社會。有趣的是，這次中大學生會在對大學的不理想狀態之批判中，透露了一些熹微的光芒，彷彿我們與這種理想狀態尚未絕緣。
我們經常會看見「國際化是大勢所趨」這種話。「國際化」當然是不可迴避的問題，但稍具常識和頭腦不是過度發熱的人，都會想到必須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才能面對國際化的挑戰。事實上，伴隨國際化潮流而興起的，除了「全球化」的單一化傾向外，就是全球各地的「在地化」反思。
一位美國教書的台籍教授Wang Jing，曾做過一個廣告研究：在可口可樂的全球化商業侵略之下，中國本土的飲品如何確立自己的地位而不被侵佔？她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中國可樂」的廣告，以民族主義作招徠——「中國人的可樂」，但廣告的風格和賦色，都和可口可樂的廣告如出一轍。「中國可樂」初期投資很大，但很快就在競爭中敗下陣來，其市場佔有率完全不能與可口可樂相比。但一個上海的老品牌「力波啤酒」，卻始終在市場上遙遙領先。「力波啤酒」88年成立，在新世紀的全球化挑戰中，它採取的廣告策略是強調品牌與上海社會的共同成長，口號是「喜歡上海的理由」，電視廣告中亦營造新舊共存的社群感。筆者瀏覽過力波啤酒的宣傳網頁，發現它不但將自己企業的興衰起跌形容為「曲折動人」，而且非常注重本土策略和地方殊異性，主動提出「中国人最爱喝『自己的啤酒』，北京人喝燕京、沈阳人喝雪花、广州人喝珠江、哈尔滨人喝哈啤……每三个县就有一家啤酒厂，一方人喝一方酒。」話說回來，Wang Jing的研究結論是，能夠讓我們在全球化衝擊中站直身子的，不是民族主義（nationalization），而是在地主義（localization）。這也令我想起我的老師，在科大教書的台灣學者陳麗芬，一針見血的諷刺：「以前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香港是國際城市呀，但現在偏要點明『亞洲國際都會』，就令人疑心是不是某處出了問題，香港不再國際化了。」
多位評論者都已經解拆了「國際化等於英文化」的簡陋思維，這裡不一再重覆。要動員群眾又不簡化問題，實在是很難的，尤其當「簡化的思維有利於號召」這種說法奇怪地被塑造了一種共識。而中大學生會在這次的事件上，一直吸收外界的意見，不斷調整策略，沒有墮入狹隘民族主義或閉關自守拒絕面向世界的陷阱中，可算是近年學生的最高水準表現之一。就是在這裡，我看見一些象牙色的反光，堪稱可愛。
必要的批判
當然誰都知道，包容不等於把所有觀點不理好壞全無批判地照單全收各打五十大板。學生會把焦點集中於攻擊校方，而沒有分散精力去批評一些實在有欠水準的論點。在這一點上，可算是照顧不周，欠點稜角。
例如成報有一篇署名方曉舒的評論文章，〈也來哭中大學生會——粗口與咄咄逼人的語言〉，裡面批評學生會「罵老師」、「罵校長」，說到底是認為學生必定要俯首低頭的馴服動物，這種只是腐儒之見，大眾也不必理會。可是方氏在後文，卻又提起中大學系合併的舊事，以「合併可節省公帑六千萬」為招徠。若只談節省，關閉所有大學，還可節省數以十億計的公帑哩。重要的是，大學教育的質素如何，公帑花得值不值得。問題是，方氏連日本研究系為何要自成一科這點都不明白，證明他的「國際化」裡，並沒有「瞭解他人文化」這點基礎，好像把不同人放到香港來就很國際了。日本在亞洲佔有極高的國際地位，且又對本土文化極為堅持，正是國際化一個重要的研究例子，連這點視野也欠奉，還要對「國際化」問題置喙？
另一個是喬菁華的專欄「菁英集」。這專欄最近常就中大改變教學語言事件發表尖刻評論，最有趣就是突然表現得很知道中大學生在想什麼，說「大部分師生都贊成英語化政策」。我也沒有做數據調查，但憑常識都知道，此專欄日日都是紅酒大班之類，談的地方不是在三藩市就是洛杉磯，這種高級人物，一個月會有見到多少個學生？喬氏還嘲笑中大人好哭，認為酸秀才表現。此言侮辱了中大學生不要緊，卻把我們自古以來所有憂國憂民的先哲都輕貶了，正是學了洋文過了大海就忘乎自身的買辦人物。在香港逆境求存的時候，我們格外需要具有信念和對本土有深切關懷的大學生，而不是對本土疏離得隨時遠走高飛的精英。
（大公報）
不是文匯嗎？
是文匯呀，但打了的comment，我不懂如何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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