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失物
有些事情適合白描，因為本源不可囊括，借代成為最基本的修辭，數落的清單只能選擇行政風格，地圖也只是舉隅。艾柯一本正經地調侃，製作1:1之帝國地圖如何不可能——其中一個原因是，帝國本體之不斷變動。你不可能紀錄風。
過去一個月裡我遺失的東西包括：一本記錄旅途事情的筆記、一隻usb driver（裡面的檔案無以名之）、《字花．爽》、《我的名字叫紅》、《盲目》、唇膏、兩對耳環的其中兩隻、數碼相機（型號至今不明）、現金600——是我當時儲蓄的1/4。
遺失東西之後要用很久很久，才拼得出生活地圖。有一次，我把整個手袋遺留在書店，裡面有六七本書（都是圖書館借來的英文書，非常貴！），到次日找不著書才發現有些東西不見了。致電當日見面的所有朋友，慢慢勾出當日每件瑣事，我一直記得對方吃了便宜的燒春雞，但用了好幾小時，才想起到過那間書店。
我遺失東西往往是因為在想事情，或者同一時間做超過一件事，在車上一邊吃雪糕一邊看書一邊講電話，書就不見了。都是瑣碎的生活而已，非因撕心裂肺的大變。維持瑣碎，需要無以計數的代價。
棄物與失物
出門赴約總趕頭趕命裙拉褲甩。有次也算盛裝——拖著一頭漉漉濕髮，一直盤算著到場後的程序儀態說辭，出家門搶上的士，關門之際突然發現手上執著一條莫名其妙的毛巾。 那是我用來擦頭髮的毛巾，白底深綠紋長方厚巾，超級市場貨色，沒有任何特色，已經用了五年。不能把它拿著，一怔之下，就此把它棄在車外，關門，車子開動。
明明是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帶出來，進一步遺棄可稱卑鄙。我那與潔淨（潔淨又是多麼私己的事務）聯繫多年的毛巾，躺在骯髒的馬路上，這畫面令人極之後悔。再回去時，它當然已經不在。
八月裡遺失了去年反世貿運動裡每天都戴著的單隻耳環。生鏽、銀漆剝落的小盾後面墜著一把小戈，隨機地我把它想像成某個不知名的族徽，賦我精神能量，帶我穿越一切如同純種埃及黑貓。它遺落在某破舊小樓的房間裡，那裡好像叫西湖，然而它不免是在彌敦道上的。它這樣小，回去找也不可能再取回——或者，是它本身非要脫離我不可。
與某物件脫離關係時，你要決定動詞：遺棄或遺失。恍惚間我覺得兩者是一樣的。始終沒有開口，但我常常忍不住想告訴我的朋友，毛巾和耳環的事情——複述／預告／結果成為了專欄形式的瓶中書。
終極形式
失物：我們遺失歷史的見證，一切只能訴諸記憶。失物已經是缺席，記憶成了它的借代（「以部分代全體」），失物本身又是歷史的借代。它以缺席的形式，彰顯自己的存在，一種逆向推定，負面知識。
但我們都試過那種輕逸。電腦壞掉不可復原，裡面無以計數的存檔、文字、圖片、聲音、畫面、遊戲、聯絡……根本無法整理的，突然一次過一筆勾銷。呆在原來的椅子上，卻沒有了地圖和座標。原來決定你如何編排、應對、表現、生活的脈絡牽繫，全部消失了。茫茫的水份的霧。這大概便是失憶的自由與快樂。因為記憶難免與責任掛鉤。
我記得第一次看他的文章裡有這樣的句子：失憶並不痛苦，痛苦的是記得自己失憶。這就是快樂的唯一縫隙：「記得」，引發空白與徒然的追溯。
記憶由主體過濾。你記得當時的光線，就忘掉了聲音；看著對方的臉，放棄背景裡的路人。《最好的時光》裡「戀愛夢」舒淇與張震首次牽手的大特寫加濾鏡，背景的光源都模糊變形，甜蜜的篩選實在異常殘忍。甚或，記憶本是一邊扔棄一邊撿拾，如《三峽好人》裡拍攝的事物終將被大水淹沒，你現在看見的根本就是你所會忘掉的。你記得的一切，都已被忘掉的一切銘刻滲入——記憶就是失物的終極形式。
〈獨居，可以在客廳流淚〉
（這篇花的時間比較久。篇名係編輯所擬，後來覺得不錯，所以保留。其餘悉依原文。）
少女漫畫：星光網點和花朵裝飾襯托著微紅臉頰心心眼，陶醉而滿心嚮往的女孩心聲通常是：「好想戀愛／結婚哦……」而這是二十多歲的女性圈子裡的真實情況：女子扁著嘴捶桌子，在喉頭洩出壓抑的低低尖叫：「好想一個人住！我要一個人住！」（旁邊還有友人輕嘆：「我都係呀……」）
我最初的獨居經驗是1997年。那時搬家，藉口要溫習高考，我獨自留在舊屋裡住了三個月。獨自佔據一間屋子的舒坦感覺，類近於把課室變成酒店。但也未至於覺得自己走在雲端——灰色厚重的高考，壓在天空底部。我知道自己不會再去嘗試拼一張更漂亮的成績表回來，非因不喜歡那些知識，純粹由於疲倦。不會成功又不能放棄，考試更加難過——中五輟學的小學同學借我一整套《悠長假期》，聽到金句「當你遇上失意或人生的低潮期，或者那正是上帝所賜給你的一個悠長假期」，我獨自坐在客廳裡嘩啦嘩啦流淚。
於是我知曉，不快樂也是一種自由。獨居可以把盡情流淚的空間由睡房擴展至客廳（象徵正式的生活空間的起居室），一如無業或自由工作（free lance）釋放了晚九朝五。
反面映照的欲望
年前的調查結果顯示，由1981至2001間，60歲以下獨居人口年間上升了43%。加上12萬的獨居老人，全港有30.6萬個單身獨居戶，每10個家庭便有1.5個是單身獨居戶。當然，這並不是顯示年輕人獨居的確切數字，也未能完全表達年輕人以至城市人獨居的欲望。
一如「長假」的安慰以天台的廣告板來象徵，這種欲望只能曲折反映在文學藝術、流行文化產品裡，譬如流行曲及電視劇裡的獨居情境已成家常便飯，以致處境式喜劇裡的大家庭模式變得超現實起來——有誰覺得《高朋滿座》是寫實的，請舉手、並順便幫我關掉電視。高木直子的《一個人住第五年》一年內印了29刷，它一定是像箭那樣，貫穿了獨居者群體以外的人的心。在一個擁擠的城市裡，獨居或者獨處的欲望永遠是未能滿足的，而這便是它強大的原因。像我這樣的獨居者，最多是「喜歡」自己的生活；而在未能獨居的朋友眼中，我看到強大的「渴望」。
都說，獨居是為了「個人空間」。這四個字，意味著劃界或對立：界內與界外相反。在17、18世紀，seclusion（隱遁、閒居）已經代表著「合適的與有尊嚴的退隱生活」；靈敏的讀者可以馬上聯想起，在退隱之前的，我們被勞動和工作規劃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地格格不入、尊嚴不得保障。「private」，代表著：可以受到保護，過著寧靜悠閒的生活，以避開其它人（大眾），免於受到干擾；可以不需要對大眾負責；可以獲得各式各樣的私密性與舒適的生活。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詞典式的冷靜語言，描述無數人心目中的美好想像；而走到窗前，我看見我身處之地：這是以人口密度之高著名的城市，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每平方公里有13萬人口的旺角。旺角據說是永遠不眠的；而據說我城中人OT已成習慣，老闆未走就不敢走。失業也不等於要死」，《悠長假期》的輕逸豁達其實並不新鮮。香港詩人馬若在80年代寫失業的詩並非毫不沮喪，但詩人強調的卻是「細緻觀察生活」的能力與空間之重新獲得，溝通欲望之重新萌芽。在大學裡我開始讀詩和寫詩，從此需要大量的儲書和獨自工作空間（當然，據本雅明說，小說家閉門獨處、小說誕生於離群索居的個人、小說讀者比任何一種文類的讀者都要孤獨）。自由工作保證違背城市生活規律的空間，一如獨居，於是兩者之特徵漸漸揉合：我的生理時鐘顛倒，早上七點睡，下午六點起，全力擴展寂靜的工作時段，對鬧鐘失去反應。
選擇個人（與交疊的命運）
獨居三年。別人聽見「我一個人住」，通常即時反應是揉合著小量訝異的羨慕性重複：「你一個人住架？」而最常見的問題是：「幾錢租？」是的，「單身貴族」、「優皮」這些八、九十年代的流行用語，在經濟情況未能回復（如果還可以回復）的今日，已經是廉價的古董。獨居仍然指向某些浪漫（另一個因過度使用而陷於反諷的古董詞語）美好的想像，浪漫背後的實際問題牽絆著大多數人。
稅制、迪士尼童話或是「人類是群居的動物」之類的cliché，一起令獨居成為一種不受照顧和鼓勵的生活方式，要獨居者付出額外的代價。除了準備每月3000多元的租金之外，我基本上沒有額外儲蓄，保險、投資、買樓，以至旅行，都無限延遲。那也好，整套消費生活模式裡有大半東西都不再理所當然了，於是我說，獨居有利逆向思考。
紀錄片《黃幡翻飛處》裡，喜帖街街坊甘太有句難忘的話：人的尊嚴來自背負自己的命運。獨居像任何一種生活方式，是有所承擔的抉擇——為了孤獨的尊嚴。年輕人租住單身公屋一度被抹黑為「好食懶飛浪費資源」，房署順水推舟設立了計分制和新的輪候制度。這種動輒以搶奪資源你死我亡的視角，除了傷害獨居者的尊嚴外，也無法讓人真正了解社會問題。月入六千者租住一個80呎的公屋單位，這是怎樣的生活質素？單身公屋輪候時間平均為8-16年，又是怎樣的人生圖景？
其實，整個城市都為了居住問題，而背負著不合情理的重擔。因為安定感與階級流動性的同時匱乏，《悠長假期》裡面的豁達與逆向思維便離我們遠去。
來到這裡讓我招認：文首描述的女性獨居渴望，裡面存在採樣問題——物以類聚我身邊渴望獨居和實踐獨居的，都以從事文化藝術的女性居多。香港的獨居人士多數是中年的男性，學歷和收入偏低。踩著青年與中年的邊線，作為獨居女子，當我嚮往卡夫卡說的，不僅僅是像隱居者、而是像一個死人那樣的孤獨，與我不同的人並沒有從我的世界裡消隱。獨居者的格言是：共處與獨居同樣困難，一如生存與死亡都是困難的。而我又忍不住想補充，在密度最高的旺角裡找到隔絕聲音和光線的空間，又竟然是可能的。
獨居混亂隨便睇：
高木直子《一個人住第五年》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
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寫給工時過長的地方〉
錢雅婷編《十人詩選》
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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