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義的事情

筆戰令人氣旺盛、我血脈暢順，但令稿件甩漏、時間混亂，應該做別的更有意義的事情。例如捧李智良、谷陳智德、給梁文道寫序。我向某人這樣說。


不再是自己的房間

有天醒來，赫見香港電台主辦的「2008《香港》書獎」候選名單中，竟有李智良的《房間》。這真是沒有預料到的事。我總是被超出預料的事激發暴走。

如梁文道所說，「李智良簡直是驚天動地」。去年幾乎所有有書評版面的報章刊物，都有《房間》的書評。教寫作時要學生開張五官去感受城巿，在影印室遇到同事，原來《房間》都是大家的教材。《房間》是拿去哪裡都不會給香港丟臉的書籍，就算書寫最私人的糾結時，那語言都是一種語法混雜錯亂，唯香港才能產生的體裁。對於那些認為「後殖民」只是一時的學術蛋頭熱潮的人，《房間》以血肉證明，「後殖民」是我們的生存狀態，纏織在我們的政治經濟性別甚至感官裡。

李智良應該是2008年香港書獎候選書籍作者中，最年輕和貧困的一位。和我等從小便想法「吃文學飯」的不同，李智良不參加比賽，甚至不主動投稿。這當然是classic的作者傲氣，不會輕易把自己的文字放諸他人的標準之下。李智良喜歡布朗修，布朗修這樣寫：「鑽研詩歌者應當抛開一切偶像，應同一切決裂，應當不把真實作視野，把前途視為逗留之地，因為他沒有絲毫期望的權利：相反，他應當絕望。鑽研詩歌者亡，遭遇死亡如深淵。」觸目的任何文字，聽到的每一個問題，全部的通訊，他總是切切追問，用自己整個的生命重量去質疑。——這樣活不會太累嗎，智良。的確就是這樣：我們都會說「個人就是政治」，但沒有很多人能像李智良，真的把「不斷質疑」的原則貫徹到自己都難以承受的地步。

然而原則也不一定拒人千里。在台北書展我當主持，問問題稍有粗疏，智良馬上直斥，我還要替他把罵我的話翻譯。接著他再罵讀者和聽眾，我看著那些年輕人霍然變色，節目還未完就離座，又折返，手中已拿了一本《房間》，坐下繼續聽。智良在台灣是如魚得水，世上總有能承受作家鋒芒的地方。 香港書奬號稱為「全面而具可讀性的書單 」，自然需要有某人去填充「年輕文學作者」這個位置。也斯先生常常向我取笑「現在只有年輕作家，沒別的」，我知他是說笑。單看香港書獎名單吧，去年的年輕作家代表是葛亮，今年是李智良。每年都只能有一個代表而已。確有某種機械操作成份，但也的確存在某種好意。

我是詩歌鑽研者，但給朋友傳訊息、請他們支持《房間》的時候我說，「或者《房間》未必是你2008年最喜歡的書，但也許你也和我一 樣，希望香港的本土創作、嚴肅文學、邊緣族群能夠更為社會注意。也就是這樣而已。」書是一個人的書，但邊緣的命運是共同的命運。

4月8日《奧利安娜》論壇版裡梁款切切說明，女主角與教授爭持時常常提到「我們的團體」，香港人會很疑惑以為是受了利益操縱，但其實在外國，有色人種、婦女、勞工等弱勢團體，與權力者周旋時無物可恃，「集體」便是非常重要的倚仗了。向來喜歡單身鏖戰的我，於是明白了，關於自我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