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饋期間

1. 動力和反動力。這些病是開始六月暴走後完全沒遇上的：背痛、常常直不起腰來，腳患復發，以及單純的累，禁不住要馬上蓋起眼皮那種。現在都來了。然而這個時候才最重要，要累積，要用思索把所做的行為編織入我們的意識中。朋友們，六四還未過啊。

2. 為經濟專欄寫文章，原文過長，且因為某些原因而被刪了一些句子，現把原文貼到這裡。編輯leona擬題保留鄙人對節奏感的偏好，真好。她打來為刪改滿口道歉怕我介意，我也理應介意的，但其實這幾天我已經累到什麼都不能介意了。

從李長治到被治理者的政治

李嘉誠喜得男孫，「潮州佬有仔大晒」，滿心歡喜為孩子改為「長治」。「長治」一名引來城中注目，有人聯想到「長實治港」之意。李嘉誠則叫記者去翻查《辭海》中「治」字的意義。查《辭海》，「治」字的意思包括：1、管理。如治國、治家；2 、舊稱地方政府所在地。如郡治、縣治；3、有秩序、安定，與「亂」相對。如大治、治世；4、4 治理、整理。如治河；5、研究。如治學；6、醫療。如治病、治傷；7、懲處、撲滅。如治罪；8、姓氏。 大概而言，「治」這個詞，是從統治者、擁有較大權力的人角度出發的。有人治理他人，而我們大部分人都是被治理者。

於是我無法不從書架上找回印度後殖民政治學者帕薩．查特杰（Partha Chartterjee）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Most of the World）。李長治與被治理者的政治，讀起來節奏很好。而中外詞義竟是奇妙互通的： 政策研究中的術語「治理」（governance），乃是進行治理者所使用的或為了進行治理者而使用的知識和技術系統。

查特杰多年來從事後殖民研究，是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主將，亞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非常尖銳地指出，今日的民主制，並非是由人民組成的／為了人民而組成的政府，而只是「被治理者的政治」。換言之，他是對歐美的民主形式如代議政制提出質疑，因為歐美以外的地區（他稱為後殖民世界）其實並沒有擁有像歐美那樣長久的現代化進程，許多被西方指為「前現代的時間特徵」其實是在今日的後殖民世界共時地存在的；而西歐北美以外的後殖民世界實際上構成了現代世界人口的「大體」（most）。查特杰的觀點是建基於印度的底層社群研究，但對於整個亞洲都有參考意義。

如果我們把「統治」和「政治」分別開來，學查特杰那樣把後者定義為「民主化的欲望與實踐的場域」，那麼我們到哪裡去找「政治」？查特杰告訴你，是在難民、非法居留者、非法勞工的世界。這些社群弱勢到政府甚至不給予其合法公民身份（於是很難參與正規的政治過程如投票）、認定要在現代化的高貴社會裡將之驅逐出去。這些註定被人統治的人，並不想奪取國家統治權、也不想領導中產階級精英的公民社會，只是在各種狀況中，為了生存而這兩方周旋，於是在定義較為不明、法律規範曖昧、在很個別的脈絡及策略的中間地帶實踐，這個中間地帶就是政治社會。查特杰認為，在無論國家還是公民社會都已被少數精英階層壟斷的資本全球化時代後殖民沉滯社會，上述的政治空間才是推動社會改變的動力所在。

本書是論文集，是有許多個體生命的具體故事，比如印度政治領袖安培德克爾，出身印度賤民種姓馬哈拉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一方面要捍衛被壓制在社會底層的賤民社群權益，一方面又在製訂印度憲法、鼓吹平等公民身份等普世價值。又如政治宗教派系的領袖死亡，追隨者如何堅持以令現代人咋舌的信念處理其遺體，而與印共政府衝突，演變成流血的革命經驗。書中引用的史料還包括小說，這位學者甚至以散文家的筆法，帶你到印度的政治社會旅行，讓我們體會社會辛酸的層次。

3.
有天與人在葉宅吹水吹通頂，次日一早被扯去看《天水圍的夜與霧》。五月中寫了影評，回看交稿時間，是5月17日。咦那時我在做什麼呢，已經完全不記得（兼且又遺失了記事簿）。總之，好像是沒透過氣似的。全文見《香港電影》六月號〈家暴裡缺席的兇手〉。


我認為影片對李森的處理有點搖擺不定。李森身上體現具普遍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動力，而在妻女離家後，他百無聊賴在屋邨石凳上坐整個下午，透視出中年失業男性的苦悶（其實有沒有工作的香港人生活也許都是超悶的），這也是和缺乏社區設施的天水圍社區規劃有關的普遍性因素。在這些環節，觀眾可能會對李森產生同情，因為大環境的因素不是個人能夠輕易超越的。而影片另一些對李森個人性情的著墨，如他給女兒弄單車、給曉玲洗頭、宣稱要和曉玲結婚、到深圳找曉玲時以西瓜刀劃破自己胸腹等，也可能會令觀眾對李森產生好感。但李森的性格是支離破碎的，例如某些大男人的有趣粗豪小節，到後期全然消失。在往四川一段開始，李森就失去常性、好色貪心、嗜血殘忍，後來還有一個低角度陰暗背光暗示「入魔」的鏡頭。影片陷入兩難：殘忍必須是超越常理的，否則不足以對應其滅門的「獸行」；但如果殘忍超越了情節的合理性，觀眾就很難從理性上理解李森的所為。「兇手」在感官上的形象被放大，但同時在知性意義上消失了，我們無法理解兇手，也就難以防止悲劇重演。影片在這些環節，可能受到了煽動感官情緒的媒體報導影響。但這實在也是批判電影的兩難：「有乖倫常」的殘忍可以引發公眾興趣，但事件若從一個普遍性的危機，縮減為個別「獸父」的特殊例子，會減弱社會批判、要求政府正視的論證力量。事實上，許鞍華安排曉玲悲劇發生時麗姐因為遊行而無暇照顧曉玲，也是一個有趣的搖擺——對於以社會壓力來向政府爭取改善，許鞍華究竟有多相信呢？

影片中對女性情誼的著墨、對勞動女性的歌頌，許鞍華都是手到拿來信心十足。但在處理李森這個理應是盧卡奇意義上的「典型人物」時，卻顯得拿捏不當。因此吾友熊一豆提出一個犀利觀察：在電影中，真正缺席的是男性、父親。也就是說，經濟去勢後抑壓孤獨的香港男性，心裡究竟想著什麼，也許是我們這個社會都無法知道的，是拼圖裡關鍵的碎片。

當日看過電影真的被嚇到了，同行男性則表示對李森的行為無法理解，難道家暴問題連同其警號，到頭來真的只是嚇我們女性的麼。因為真的害怕，於是可以加個這樣的註腳：《天水圍夜與霧》所據真實新聞，主角金淑英是31歲，殺人兇手李柏森則是44歲。本人今年恰好31歲；而當然有人是44歲。我們常常說要扮張靜初和任達華的電影海報拍一張照片，有誰願來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