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2007

做昏頭之愈寫愈長

因為情人節,因而要說許多與愛情有關的話。我的感受如何,想必大家也可猜到。我想說的話,其實由129居權事件九週年報導),叮噹侵權、鏗鏘集約見事件(還有《秋天的童話》被指粗俗)、迪士尼累人過唔到年大阪露宿者風波,累積到近期叫人O咀的教院風波總攻擊何志平。都是叫人欲要說話的。但我卻是去左唔知邊度。

還被不經意地描述為個blog「大部分都係廣告」,心虛於是打擊更大。我當然知我到底去左邊度,雖然實在不夠梁寶的工作有意義,但也確實同感「咁辛苦唔知為乜」。絕望與希望不但同在,而且更迭,數種未來會在我睡眠不足的時候一起掠過我額前。游靜寫過:總會有方法的。問題是,總會有不止一種方法。我是折衷派認同什麼都要顧及,就有無盡的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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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中回了一趟中大,實在可怕。蔡寶琼還是在生氣時微笑、思考時皺眉,說話還是那麼條理分明、清清楚楚,間中會說「sorry我真係講得好仔細、好尋氣」,但事實上那些細節組織出來的畫面,真正達到鐵定無疑(誰有錄音可以放上來?)。學院院長的選舉,是中大唯一一個讓教員直接參與選舉的制度,已施行幾十年,若要把它變成委任,這在最簡單的常識來講,也是民主的倒退。直到教務會開會前三星期,校長始召集各學院院長、學系主任及課程主任出席並無議程之「非正式會議」,期間派發一份長兩頁半之文告,極為簡單地宣佈改制建 議,並請與會者向同事收集意見。而到了教務會開會前數天,校方始提供一份厚達廿二頁,長度與前述文告相差十倍的文件予教務委員,大部份教師則未得與聞。這麼重要的事,在教務會裡是排最後的幾項議程,完全不是一種合理的行政尊重。結果就胡裡胡塗通過了,呈上校董會。後來反對聲音太大,校董會經長時間辯論之後,最終決議由「支持」改為「知悉」有關學院院長改制建議,並同意就建議開展諮詢工作。大家以為是小勝一仗,以為會有個正常的諮詢程序了。讀過書的學者,相信理性與辯論,也傾向表示自己「保持開放態度」,對於他們來說,只是要一個公平一點的平台而已。

結果劉遵義年初的致教師信是說什麼呢:

「我欣然告訴大家,大學校董會的「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剛於上月三十日向校董會提交報告書,建 議大學應依據適當、透明和公開的遴選程序,在充分考慮教師的意見後,委任學院院長。大學校董會閱悉報告書,復清楚了解教務會已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 上,詳細討論這個議題,並以不記名方式投票,大比數支持改制建議。校董會於是提請大學校長依循這個大方向,就改制的具體安排諮詢校內教師,以提出實施方 案,供校董會日後一併考慮。這是我下一步的任務,我將全力以赴。


經過一輪修辭搬演,輕輕鬆鬆將學者師生社會人士勉力扳回來的「知悉」,變為「支持大方向」,重點由「諮詢」變成「提出實施方案」。校董會這個建制內、民主程序內的關節口,對於要直勢運行的行政機器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這裡一句真正可以說它是假話的句子都沒有,只是「部分事實」的巧技;運用這種巧技,表示的是,校方根本不打算理會反對聲音。但這些反對聲音本是來自內部的啊,不是像我這種畢了業拍拍屁股的外人啊,而是那些將來還要參與整間大學的人所發出的啊。這種修辭上的繞過,就是「沒有誠意」的最直接說明。沒有誠意包括這樣做的人沒有把大學裡的人看作「同工」。在權力不平衡的情況下面對沒有誠意的人,表現得合乎禮節、相信理性,好像只剩下悲情的力量。蔡寶琼眨眨眼,微笑道:「我地假假地都係大學教授黎架嘛,大學教授應該係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架嘛,可唔可以信任我地,俾我地來幾次公平的討論呢?」

不是我們不想玩建制的遊戲。問題是這樣:遊戲規則由他們定,他們深知如何鑽空子,然後還要不守規則、不理規則背後的精神。那麼遊戲規則本身,也就面臨被推翻的危機。在這個過程中,誰才是捍衛遊戲規則呢?如何才算是破壞遊戲規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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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指出哪些是謊話,現在已經愈來愈難了。像李國章叫陸鴻基「拿出證據來」,唉唉這不就是他當時說話那麼狠的原因嗎?那是兩個人的對話,沒有第三者,沒有錄音,所以不會有證據,所以什麼話都夠膽講。典型爛仔邏輯。而正如阿野所講,一間大學的幾個高層一年內要走人,那大學要怎麼運作呢?這是明明白白不想讓它辦下去的意思啊。若說這不能當成證據,那無怪乎今時今日指出哪些是謊話已經愈來愈難。大、中、小學界一片噤若寒蟬的狀況,是怎麼走到如此境地的,是因為扼著資源的喉頭已成慣例啊,粗暴的言語只是令暴力顯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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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寶琼說過,劉遵義曾謂院長改以委任制,是一個大計劃的其中一部分,但劉沒有說明整個計劃是怎樣的。這種說法並不是陰謀論:中大的學院院長影響力遠比書院院長大得多。當院長全為委任,那麼把校董全數變為校外委任,亦易如反掌。這是什麼意思?看教院的例子。

教育學院校董會共有25人,當中15名為校外人士由特首委任。校董會校外校董上月底以10票反對、3票支持,大比數否決與校長莫禮時續約。昨日公開露面的10人全屬校外校董,包括主席梁國輝、副主席彭耀佳、成員陳榮光、張國華、張百康、周永健、利乾、盧乃桂、馬紹良、戴希立。


別人的XANGA中看到下面這段。歷史有時真是好可怕,如同存在的鐘聲。

一 九九四年浸會學院正式正名大學,但浸大正名運動早在六十年代已經展開。當時正值港英年代,大學多受政府干預及操控,運動幸得浸大師生上下多年合力爭取,令 浸會書院發展成浸會學院,最終才能獲得正名為大學。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正值火紅年代,浸會書院學生會已到第四屆,這一班年青人同樣熱愛自由及民主,希望 從殖民地政府得到解放,他們努力爭取校政民主化,實現師生共治,還有爭取浸會書院正名為浸會學院。結果,他們的努力終於得到肯定,浸會書院於七二年四月正 式正名為學院。

當年的浸會書院學生會會長其後於七三年工商管理學士畢業,後來當上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主席,他就是梁國輝。


這樣的事我們將會見到愈來愈多。世界是後退著,純粹維持原來狀態的人,突然就會被看成激進、或真的站到了前線。我不知會不會有人因此而明白我在某些事上,為何偏要討論理念、與朋友爭吵到這麼激烈的地步。當世界會把人播弄到推翻自己的地步,我不想在敵對的方向上遇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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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過非常尖銳的話:以前是學生很激進、老師和家長很保守,現在不知為什麼調過來了,彷彿是老師和家長變得很激進,學生卻很保守。

關於前幾天的失望我不多說。作為一個曾經捍衛學生這位置的人,我也沒想到我竟有一天會覺得上面那句話這麼有道理。因為在社會上,「激進」二字已經被妖魔化到脫離現實的地步,於是明知自己保守也心安理得。前幾年,大學仍是一個我覺得正義可有立足之地的地方,原來抵抗力也會消磨,我們最終還是要付上前幾年的代價(想想我們的中學生都在看些什麼書、什麼報紙、什麼電影電視吧)。

上週的董啟章座談會,參與的中學生熱心地錄下了過程。天星運動時她send了好長好長的msn給我。真好,我希望這些文學的參與、對社會的關心,對她將來都是有用的,影響能夠深遠。好熱好熱的二月,我只能希望,不敢相信。江瓊珠既溫暖亦觸目驚心的文章這樣寫道:

全盛時期的曙光,有大量學生到訪。馬國明在紀錄片裡憶述:每逢週末,曙光格外熱鬧。學生跑上來打書釘,看看有什麼新出版。很明顯,學生對學術知識還有興奮的期待,對自身以外的世界還有探索的好奇。讀者中,還有些是穿著校服的中學生。那是八十年代,曙光的流金歲月。當年曙光的暢銷書是意大利共產党領袖Antonio Gramsci的《Prison Notebook》和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

我們八十年代讀大學那一撮活動份子,幾乎每個人的書櫃裡都有這兩本書。讀理論是要掌握分析工具,批判社會。風氣所在,讀不明白還是要讀。搞讀書組、聽講座,總之是用各種方法消化生澀的詞彙。當初拍馬國明,我一直誤以為曙光跟社會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誰知馬國明說:香港社會,搞運動的不讀理論,讀理論的又不搞運動,非常分割。曙光結業派對那天,我訪問了十多人,又真沒幾個是運動份子。反而是追尋純知識的多。

雖然如此,馬國明也不得不承認,社會客觀環境對閱讀趣味真互為關連。八九民運之後,上曙光找民主理論書的讀者明顯增多。不知這是否足以解釋為什麼93年之後,曙光的生意會一落千丈。九十年代是太平盛世,卻不是一個有讀書氛圍的時代。那些在七八十年代擁抱理論的,因為不同理由,都暫別硬理論。有人是對現實失望,深覺理論不能圓滿解釋現狀;有人身在建制,甚至懷疑自己曾經相信的;有人為口奔馳,連睡覺的時間也不足夠...理論何其奢侈,曙光的讀者,只跨越短短的兩個世代,二十八年。


如果要補充的話,當然是,純知識與實際生活的割裂,也會導致對《Prison Notebook》和《One Dimensional man》的背叛。無論在任何場合,我都不希望在敵對的方向上遇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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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行動者的誕生,要不是有人的神智愈來愈清明,我想我就要用工作來麻醉自己了。現在工作只是阻礙,不是麻醉,因為我痛苦而心焦。親愛的朋友對不起,我會儘量以更成熟飽滿堅定的狀態,回來。但其實可能我根本還未離開過呢。(所以無法回來?)

3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小樺,小樺……

TSW,或鄧小樺 said...

好變態啊,咁樣叫人……

黃世澤 Martin Oei said...

好快就會有死死團清理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