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昏頭之愈寫愈長

因為情人節，因而要說許多與愛情有關的話。我的感受如何，想必大家也可猜到。我想說的話，其實由129居權事件九週年（報導），叮噹侵權、鏗鏘集約見事件（還有《秋天的童話》被指粗俗）、迪士尼累人過唔到年、大阪露宿者風波，累積到近期叫人O咀的教院風波、總攻擊何志平。都是叫人欲要說話的。但我卻是去左唔知邊度。

還被不經意地描述為個blog「大部分都係廣告」，心虛於是打擊更大。我當然知我到底去左邊度，雖然實在不夠梁寶的工作有意義，但也確實同感「咁辛苦唔知為乜」。絕望與希望不但同在，而且更迭，數種未來會在我睡眠不足的時候一起掠過我額前。游靜寫過：總會有方法的。問題是，總會有不止一種方法。我是折衷派認同什麼都要顧及，就有無盡的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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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中回了一趟中大，實在可怕。蔡寶琼還是在生氣時微笑、思考時皺眉，說話還是那麼條理分明、清清楚楚，間中會說「sorry我真係講得好仔細、好尋氣」，但事實上那些細節組織出來的畫面，真正達到鐵定無疑（誰有錄音可以放上來？）。學院院長的選舉，是中大唯一一個讓教員直接參與選舉的制度，已施行幾十年，若要把它變成委任，這在最簡單的常識來講，也是民主的倒退。直到教務會開會前三星期，校長始召集各學院院長、學系主任及課程主任出席並無議程之「非正式會議」，期間派發一份長兩頁半之文告，極為簡單地宣佈改制建 議，並請與會者向同事收集意見。而到了教務會開會前數天，校方始提供一份厚達廿二頁，長度與前述文告相差十倍的文件予教務委員，大部份教師則未得與聞。這麼重要的事，在教務會裡是排最後的幾項議程，完全不是一種合理的行政尊重。結果就胡裡胡塗通過了，呈上校董會。後來反對聲音太大，校董會經長時間辯論之後，最終決議由「支持」改為「知悉」有關學院院長改制建議，並同意就建議開展諮詢工作。大家以為是小勝一仗，以為會有個正常的諮詢程序了。讀過書的學者，相信理性與辯論，也傾向表示自己「保持開放態度」，對於他們來說，只是要一個公平一點的平台而已。

結果劉遵義年初的致教師信是說什麼呢：

「我欣然告訴大家，大學校董會的「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剛於上月三十日向校董會提交報告書，建 議大學應依據適當、透明和公開的遴選程序，在充分考慮教師的意見後，委任學院院長。大學校董會閱悉報告書，復清楚了解教務會已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 上，詳細討論這個議題，並以不記名方式投票，大比數支持改制建議。校董會於是提請大學校長依循這個大方向，就改制的具體安排諮詢校內教師，以提出實施方 案，供校董會日後一併考慮。這是我下一步的任務，我將全力以赴。」


經過一輪修辭搬演，輕輕鬆鬆將學者師生社會人士勉力扳回來的「知悉」，變為「支持大方向」，重點由「諮詢」變成「提出實施方案」。校董會這個建制內、民主程序內的關節口，對於要直勢運行的行政機器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這裡一句真正可以說它是假話的句子都沒有，只是「部分事實」的巧技；運用這種巧技，表示的是，校方根本不打算理會反對聲音。但這些反對聲音本是來自內部的啊，不是像我這種畢了業拍拍屁股的外人啊，而是那些將來還要參與整間大學的人所發出的啊。這種修辭上的繞過，就是「沒有誠意」的最直接說明。沒有誠意包括這樣做的人沒有把大學裡的人看作「同工」。在權力不平衡的情況下面對沒有誠意的人，表現得合乎禮節、相信理性，好像只剩下悲情的力量。蔡寶琼眨眨眼，微笑道：「我地假假地都係大學教授黎架嘛，大學教授應該係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架嘛，可唔可以信任我地，俾我地來幾次公平的討論呢？」

不是我們不想玩建制的遊戲。問題是這樣：遊戲規則由他們定，他們深知如何鑽空子，然後還要不守規則、不理規則背後的精神。那麼遊戲規則本身，也就面臨被推翻的危機。在這個過程中，誰才是捍衛遊戲規則呢？如何才算是破壞遊戲規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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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指出哪些是謊話，現在已經愈來愈難了。像李國章叫陸鴻基「拿出證據來」，唉唉這不就是他當時說話那麼狠的原因嗎？那是兩個人的對話，沒有第三者，沒有錄音，所以不會有證據，所以什麼話都夠膽講。典型爛仔邏輯。而正如阿野所講，一間大學的幾個高層一年內要走人，那大學要怎麼運作呢？這是明明白白不想讓它辦下去的意思啊。若說這不能當成證據，那無怪乎今時今日指出哪些是謊話已經愈來愈難。大、中、小學界一片噤若寒蟬的狀況，是怎麼走到如此境地的，是因為扼著資源的喉頭已成慣例啊，粗暴的言語只是令暴力顯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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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寶琼說過，劉遵義曾謂院長改以委任制，是一個大計劃的其中一部分，但劉沒有說明整個計劃是怎樣的。這種說法並不是陰謀論：中大的學院院長影響力遠比書院院長大得多。當院長全為委任，那麼把校董全數變為校外委任，亦易如反掌。這是什麼意思？看教院的例子。

教育學院校董會共有25人，當中15名為校外人士由特首委任。校董會校外校董上月底以10票反對、3票支持，大比數否決與校長莫禮時續約。昨日公開露面的10人全屬校外校董，包括主席梁國輝、副主席彭耀佳、成員陳榮光、張國華、張百康、周永健、利乾、盧乃桂、馬紹良、戴希立。


從別人的XANGA中看到下面這段。歷史有時真是好可怕，如同存在的鐘聲。

一 九九四年浸會學院正式正名大學，但浸大正名運動早在六十年代已經展開。當時正值港英年代，大學多受政府干預及操控，運動幸得浸大師生上下多年合力爭取，令 浸會書院發展成浸會學院，最終才能獲得正名為大學。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正值火紅年代，浸會書院學生會已到第四屆，這一班年青人同樣熱愛自由及民主，希望 從殖民地政府得到解放，他們努力爭取校政民主化，實現師生共治，還有爭取浸會書院正名為浸會學院。結果，他們的努力終於得到肯定，浸會書院於七二年四月正 式正名為學院。

當年的浸會書院學生會會長其後於七三年工商管理學士畢業，後來當上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主席，他就是梁國輝。

這樣的事我們將會見到愈來愈多。世界是後退著，純粹維持原來狀態的人，突然就會被看成激進、或真的站到了前線。我不知會不會有人因此而明白我在某些事上，為何偏要討論理念、與朋友爭吵到這麼激烈的地步。當世界會把人播弄到推翻自己的地步，我不想在敵對的方向上遇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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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過非常尖銳的話：以前是學生很激進、老師和家長很保守，現在不知為什麼調過來了，彷彿是老師和家長變得很激進，學生卻很保守。

關於前幾天的失望我不多說。作為一個曾經捍衛學生這位置的人，我也沒想到我竟有一天會覺得上面那句話這麼有道理。因為在社會上，「激進」二字已經被妖魔化到脫離現實的地步，於是明知自己保守也心安理得。前幾年，大學仍是一個我覺得正義可有立足之地的地方，原來抵抗力也會消磨，我們最終還是要付上前幾年的代價（想想我們的中學生都在看些什麼書、什麼報紙、什麼電影電視吧）。

上週的董啟章座談會，參與的中學生熱心地錄下了過程。天星運動時她send了好長好長的msn給我。真好，我希望這些文學的參與、對社會的關心，對她將來都是有用的，影響能夠深遠。好熱好熱的二月，我只能希望，不敢相信。江瓊珠既溫暖亦觸目驚心的文章這樣寫道：

全盛時期的曙光，有大量學生到訪。馬國明在紀錄片裡憶述：每逢週末，曙光格外熱鬧。學生跑上來打書釘，看看有什麼新出版。很明顯，學生對學術知識還有興奮的期待，對自身以外的世界還有探索的好奇。讀者中，還有些是穿著校服的中學生。那是八十年代，曙光的流金歲月。當年曙光的暢銷書是意大利共產党領袖Antonio Gramsci的《Prison Notebook》和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

我們八十年代讀大學那一撮活動份子，幾乎每個人的書櫃裡都有這兩本書。讀理論是要掌握分析工具，批判社會。風氣所在，讀不明白還是要讀。搞讀書組、聽講座，總之是用各種方法消化生澀的詞彙。當初拍馬國明，我一直誤以為曙光跟社會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誰知馬國明說：香港社會，搞運動的不讀理論，讀理論的又不搞運動，非常分割。曙光結業派對那天，我訪問了十多人，又真沒幾個是運動份子。反而是追尋純知識的多。

雖然如此，馬國明也不得不承認，社會客觀環境對閱讀趣味真互為關連。八九民運之後，上曙光找民主理論書的讀者明顯增多。不知這是否足以解釋為什麼93年之後，曙光的生意會一落千丈。九十年代是太平盛世，卻不是一個有讀書氛圍的時代。那些在七八十年代擁抱理論的，因為不同理由，都暫別硬理論。有人是對現實失望，深覺理論不能圓滿解釋現狀；有人身在建制，甚至懷疑自己曾經相信的；有人為口奔馳，連睡覺的時間也不足夠．．．理論何其奢侈，曙光的讀者，只跨越短短的兩個世代，二十八年。

如果要補充的話，當然是，純知識與實際生活的割裂，也會導致對《Prison Notebook》和《One Dimensional man》的背叛。無論在任何場合，我都不希望在敵對的方向上遇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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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行動者的誕生，要不是有人的神智愈來愈清明，我想我就要用工作來麻醉自己了。現在工作只是阻礙，不是麻醉，因為我痛苦而心焦。親愛的朋友對不起，我會儘量以更成熟飽滿堅定的狀態，回來。但其實可能我根本還未離開過呢。（所以無法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