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留一篇長文。

記憶與書

偵探小說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ne），陪我渡過少年時代。幾乎在所有公立圖書館，台灣遠景出版社的克莉絲蒂小說系列都會佔去整整一個書架。白色整整齊齊一排排，因過膠而光滑的折角，書名類似老式外國電影的翻譯（比如「此夜綿綿」）。那大概是中三左右，有一天，覺得自己總是讀中國人寫的書是不夠的，想選一些翻譯小說來讀，而旺角花園街圖書館經常座無虛席，翻譯小說卻少得出奇。看到《東方快車謀殺案》，我想起在九歲離開大陸時，父親好像剛好在看同名的電影，便從架上拿下，開始翻動書頁。

在我成長的年代，並沒有現在這樣多得過份的「閱讀指南」，不過就算有，我想我也不曾理會。那些閱讀指南的設色暗示著性格：粉綠色、木顏色，線條單薄而樣貌平庸的少年人繪像，一般都是在跳躍，背後是簡陋的太陽，射出欠缺說服力的光線。在少年時期，這些完全得不到我的認同，有時簡直感到煩厭——我像在碗裡挾走不吃的食物一樣把這種形象在我的世界中剔除。
小時候，我通常是獨自在圖書館徜徉。但我想，像我這樣成長的人，並不在少數：深信自己具有比大眾高一等的選擇能力，卻未曾真的擁有超凡脫俗的眼光，於是最後難免還是參照主流——克莉絲蒂小說一直都是流行讀物吧，很長時間以來，克氏作品都是世界上最暢銷的書籍，所以圖書館才會大量購入，大陸也是一直把它當作高水平的外國暢銷讀物——只是不知為何，在香港，讀克莉絲蒂的人卻好像並不多。這種不徹底的反叛出走，一方面讓我們並未真正高飛脫俗，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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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
依次序說出三種最喜歡的動物，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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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裡的遠景版小說，很快就看完了。而我又偏偏知道，其實阿嘉莎的小說還有很多，就連遠景自己的出版名單上，都還有超過一半的書我沒看過呢。那時沒有互聯網，我也沒有毅力就此啃掉剩下的著作之英文版。於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是以低度付出的方式去尋找我沒看過的克莉絲蒂，偶然在舊書攤裡看到一本小小的袋裝書《漲潮時份》就歡天喜地緊緊抱著。記得有一次在離島的圖書館，赫然發現另一版本——蛋黃色，封面是水彩畫，然而依然是遠景出版的——的克莉絲蒂叢書，有好幾本我並未讀過，幾乎就在圖書館裡尖叫出聲。那時仍然是中學生，行動不完全自由的中學生；而公共圖書館也還沒有跨區還書系統。考慮到離島實在不是常去的地方，我忍痛放下了書。後來再去，卻好像再找不到了。

大學時代存書已到達爆炸地步，特地上大陸購書時多半都買學術書籍；在此同時，大陸許多出版社重新出版克莉絲蒂小說，回復她在八十年代的地位。書店裡滿滿一整架的克莉絲蒂，封面的西方色彩照片不免庸俗。然而於我，這是可貴的重逢。於是到大陸城市旅行的時候，我通常會買入兩本克莉絲蒂，在旅程中看完，回來馬上送人，有時甚至就把書留在旅館或公園裡，任它在原來的城市裡漂流。偵探小說的快感易於揮發，經不起重複。

我與克莉絲蒂的相處，也許接近常人挪用「緣份」來解釋的狀態：擦身掠過，想握住，而不強求。是到後來，我才想到，低度付出力量，而過份投入感情，這就是我們在時代裡蕩失的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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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解答：

第一種動物是你心目中的自己；第二種是別人眼中的你；第三種是真正的你。
心理測驗其實是遊戲，無所謂準確與否，只是趣味。這個心理測驗相當有趣味，我與許多朋友玩過，從小學到大學，各種背景，都是賞心樂事。我想關鍵是，這遊戲是由答者自己把提供答案與原因，自行將答案與自己進行聯繫，換言之是答者自己提供測驗準確與否的標準，測驗本身沒有固定的解釋。也許在長大的過程中，自我的形象、他人的理解與自我的理想，三者之間的落差是一直不免擴大的，因此測驗的趣味關鍵就是三種動物之間的落差。比如A，最喜歡獅子（即自以為威猛），而第二喜歡的卻是兔子（別人卻覺得A蠢），聽著「威猛」和「蠢」這些答案由答者自己的口中說出來，怎不笑痛肚子。B自視為孤獨驕傲的貓，但其實別人看他卻是集體行動的海豚，到最後，他其實不過是追求雙雙對對的燕子。C最喜歡高高在上、目光銳利的鷹，而第二喜歡的則是可愛嬌小供人擁抱的倉鼠，到最後，他的答案是龜——C當時還真處於領袖的位置上——這個遞減的路線，讓我們傳頌了不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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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看偵探小說，當然是代入破案者的身份；克莉絲蒂不注重技術層面，她的故事重點往往是性格與心理，提供大量的性格與心理細節，有暗示意義的話語，讀者磨練自己的細心來掌握這些部分真確部分意在擾亂的線索。我覺得這比著重科學、指紋的福爾摩斯好玩——較易參與。在比較對文本操作敏感的年紀，看懂了小說的程式、操作的機械，明知道揭破真相的部分往往是最粗疏急躁的，我仍然喜歡阿嘉莎．克莉絲蒂，是因為喜歡她書裡的某些女性特質。她的作品有很明顯的處女座特性：汲汲於細節，而那些細節是小型園藝花草、下午茶喝什麼、不要拿碟子裡的最後一塊餅乾之類，確然是男性寫作的流行小說所不會關注的。打毛線的瑪波小姐對紡織品的喜愛，老處女那種天真羞澀然而又往往略為多事的行事風格，克莉絲蒂寫來非常可愛。另外，克莉絲蒂也擅寫某種神經質的女性，她們與規矩的紳士們截然不同，擅長理性推敲的偵探和警察也無法駕御或者徹底瞭解她們，只能敬畏和保護她們，她們不會走完全正確的路徑，卻擁有風一般的靈感，可以神秘而準確地一下命中核心，讓破案的天才也望塵莫及，如同不可掌握的亂數。至於某些出格活潑的年青人角色，無論是出身良好而淪落風塵，還是出身低微但秉性善良，克莉絲蒂也對之表現出一種長輩女性的愛護。她以一種年長者的瞭解力，把一個空間裡的人的性格和人際關係描寫清楚，那個空間也因此而非常鮮活，帶著時間的痕跡歷歷在目。

克莉絲蒂活了接近一個世紀，她見證著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梢，被「新式」的生活方式取代，在這轉折的時代裡某個社群的典型反應。她筆下有過於嘮叨的舊派婦女：在每個聚會場合裡都說得太多，包括對新派時裝髮型的不滿，「真替你感到羞恥！」的誇張——中產階級、老派人士的拘謹、尖酸、絮絮不休和落後於時代，克莉絲蒂都捕捉得活靈活現。這讓我後來容易明白張愛玲的洞見。克莉絲蒂當然比張愛玲溫暖一點，她所調侃的比較無傷大雅。而克莉絲蒂始終立足於社群之內，她調侃這些人的滑稽，卻又保護了這些人的尊嚴。她關心禮儀、習俗、出身，以及尊嚴（《黑麥奇案》中，瑪波小姐因為兇手殺死平凡女僕還惡作劇地讓之死無尊嚴，而真正動怒）。那些末落的上等人，在克莉絲蒂處是肥皂喜劇，在張那裡就成了讓人不能釋懷的，文本。箇中差異，我想是因為，克莉絲蒂本身其實是屬於那個老派的年代，調侃都總是自家人的調侃，和煦陽光在英式翠綠庭園裡灑下的小茶會裡閒聊的事；而張，我想，就以張的透徹，張實在像是不屬於任何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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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年冬季，之後，我就沒有再試過心情歡暢的旅行。我總是一個人上路，然後在異鄉遺失東西，上當，誤點，困蹇，並無法從香港的束縛裡真正脫豁出來。去年秋天因公事，第三次到台灣，順道去九份，第三次。九份很繁華，滿山都是為遊客而開的店子，路上都是香港人。我益發感到九份的濕冷，流雲昏天，清寒入骨。昇平戲院因為潦倒失修，已經完全封閉，門口停滿摩托車倒還罷了，一架載著水泥的手推車才真是無言地觸目驚心。天色已經全暗，我突然把心一橫，就從山邊的溝渠爬進昇平戲院，咀裡咬著一隻竹蜻蜓。昇平裡面，雜草叢生高與人同，將整個庭院淹沒，偶有已徹底乾燥風化的人糞，各處石階已碎，是真的不能再走了。也不用再來了。
那次，九份最叫我感到溫煦舒適的是「樂伯二手書店」，一家才開張幾天的新店。樂伯那裡好書不少，最厲害的是有一架遠景版克莉絲蒂，大概是別的書店倒閉後剩餘下來的。自然不能全部帶走，可又像以往遇見那樣驚呼。後來千選萬選，買了一本《去問大象吧》（Elephant Can Remember）。那則真是一本二手書，還有被水浸過的痕跡，書頁都卷曲著，如有心事。當時想，把這書看完，就送給D吧。

「Elephants Can Remember」，是一句英文諺語，是指總有人會像大象那樣記住——還是指人人都忘掉了只有大象記住？我已經忘掉了。總之，大象的記憶力強大，則是可以肯定的。故事是講作為教母的偵探小說作家奧利弗太太，突然想知道自己的教女之過往，卻無從入手，於是請朋友偵探白羅，重新揭出一宗數十年前的死亡案件。故事的重點是「相隔太久」，不斷要尋找「那頭記住一切的大象」，於是一一向未必深刻涉事者打聽久遠的往事，重組零散印象，破案倚仗破碎而不可靠的記憶，最閃耀的毋寧是奧利弗太太和偵探白羅的直覺。這是克莉絲蒂最後寫的白羅故事，其實她之前已經寫出了白羅的最後結局，還致使紐約時報破天荒以頭版報導一個虛構人物的死訊。這個「復活」，是純粹商業考慮，還是也含有一個作者對一個寫了幾十年的角色之想念？無論如何，寫這本書時，克莉絲蒂已經八十二歲，書裡輕淺漫衍的，難免是一種老人的心境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D拿到書時，逕問：「送我作什麼？」他大概根本不看偵探小說。D寫詩，他的詩裡經常探測人際之間的溫度，而那些溫度之變易，往往涉及記憶。詩裡的難題總是，有人記住了別人所忘掉的。玩「三種動物」的心理測驗時，D第三種最喜歡的動物是大象，事後他為這答案相當滿意。象溫馴，緩慢，遲鈍，步履沉重。他當時，大概不知道象還有記憶力強大這特點吧。否則，D能想像自己的記憶令瘦小的他也如同大象般沉重，也許就不會質疑《去問大象吧》。

而我把書遞給他，並沒解釋。忘掉並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