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9/2012

那制約與孕育我們的空間




青年導演卓翔首部執導的紀錄片《乾旦路》,在各電影節中播放數度,獲得不少好評,以初 試啼聲的獨立影片來說,成績是驕人的。


電影以粵劇中一個邊緣的角落,男花旦為切入點,紀錄了兩位青年粵劇演員的掙扎前行之路。兩位主角:王侯偉,三十出頭,擁有碩士學位,二十歲後才入行,憑一已意志堅持唱花旦,精雕細琢的完美主義者;譚穎倫則早慧,幾歲就踏台板,目前中學還未畢業,卻已唱過旦、生、丑幾行。二人識於微時,台上攜手多度。王侯偉目前常到中學和社區中心教粵劇,譚穎倫則是課餘堅持表演。

男花旦,本可以是性別認同的大題目,又涉及龐大精深的傳統藝統系統,紀錄片橫跨數年之久,但導演卓翔的處理非常節約謹慎,影片只有短短的70分鐘,焦點扣緊在兩位主角身上,這樣處理除了令電影回到「人」本身,更出人意表地讓電影呈現了獨特的香港本土性。如果二位主角不是生在香港,如果此片不是香港人拍,是不會這樣子的。

銘刻狹小的空間

這種本土的獨特性,首先是在空間的呈現。與一般藝術家的訪談紀錄片相比,《乾旦路》呈現出特別狹窄的空間。這是因為片中許多片段是在兩位主角的家居中拍攝(包括以家庭錄影帶作為素材),香港公屋的空間,小小的私人住宅,僅容一人通過的走廊,小小的窗子鑲長方形鐵窗花。這些都是香港人熟悉的事物,但它在一部關於藝術的紀錄片中,卻顯得那麼特別。

因為太狹窄了。譚穎倫披著水袖從走廊裡一路舞出來,姿態鮮活動人,然而一個蘭花指水袖便撞上了櫃上的電視。王侯偉堅持修養練書法,卻是在僅容一人的連櫃書桌上寫,每年揮春貼在公屋的房門上。傳統藝術舞台所營造、要求的空間,與香港的現實生活空間相撞擊,便獨有千般滋味。賈樟柯《三峽好人》裡一個動人的魔幻片段:劃好花臉的京劇演員在木棧小店裡吃麵條極像水滸世界,卻在聽英文歌,那是庶民的過渡性建造空間裡的魔幻真實。香港難道一直都是一個裙拉褲甩的過渡性空間嗎?

我想像,如果要拍在中國內地、台灣、紐約等地學習嚴肅藝術的,大概會有很多部分是放在他們如何艱苦訓練,傳統與當代如何,至少,吊嗓若不在學院的排練室,也會在公園中古色古香的亭院。香港的廚廁空間經常相連,外地人已經很難理解——而王侯偉便是在晾著衣架的窗前吊嗓。隔著窗花有一片小小的海,這大概便是一般香港人眼中所見的家居眺望。下一鏡頭,去掉了窗花,清晨寧謐的海,拖船在金色的海面緩緩駛動,藝術在我們生活提供的安慰與動力……那麼小,那麼美麗。他們總是在室內空間練習,為什麼呢——我想一想,才記得,因為我們的公園是不能唱歌的。大藝術家受訪,會在寛廣美麗的藝術館或大舞台,而我們的主角則在中學的禮堂、社區中心的後堂,難言的寒愴——卻是因此我們起了共鳴,我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忍發笑,若得其情,哀矜勿喜。

在藝術上,這種敘說是後結構主義的視野,即超越核心與框框的眼光,從外部去說明藝術生成的形態。而我覺得香港的藝術工作者,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就是「之餘」——在生活的負擔「之餘」,我們還能進行藝術修煉。具體與抽象的空間同樣匱乏。空間是這樣制約著我們。它會在我們的身體上留下痕跡。譚穎倫下課拖著大喼裙拉褲甩,搭的士轉船去離島演神功戲,在自己的城巿裡,做自己喜歡的事,都要顛沛流離。如果給他更寛廣的空間,他拉開把式會更加雄偉大度嗎?如今我們只能看到一間中學裡的小小籃球場,雨後洗去疲累的清靜。





藝術的困苦與尊嚴

城巿愈富,香港的藝術工作者愈顯貧苦;因而,如何不把藝術工作變成純粹的呻窮,讓之顯得令人同情之餘滿有尊嚴,特別考導演的思考深度。

在龐雜紛亂的香港要進入傳統藝術,本來就是難的。粵劇老行尊常常感嘆,傳統的學徒制末落,今日的新演員功底不如以往紮實,很多規矩不懂,入行後轉眼流離。但在成長於當代城巿的年輕一輩角度來看,生活的模式已經被時代改變,時間和資源的分配方式、家人期待和生活壓力,都是人力無能回天的。兼之,藝術是一種精益求精的事業,一如運動比賽、政治選舉、財富追逐,它有成王敗寇的一面。都講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連大師的時代都遠去,微小的人們要走的路,更是遙遠。王侯偉在廣州面見紅線女,女姐當場指點《打神》,等他唱到那句「客心焦」高音婉轉處唱不上去,女姐就當場輕輕鬆鬆露一手,明星大師指點眾山小的高手氣度,理所當然供人膜拜的;而《乾旦路》焦點一移,觀眾得以在熒幕上的熒幕中看到王侯偉面上閃過的一絲黯然。男花旦的路,更為崎嶇。王侯偉的母親影響他愛上粵劇,但母親卻不接受他唱花旦,純粹就是直觀的「男扮女好核突」。

人群的習見以外,無可逆轉還有自然、時光。譚穎倫少年聰慧,4歲開始踏台板,唱子喉技驚四座,演《牡丹亭》的紅娘嬌俏可人。是到14歲有一天,他在高山劇場演《樓台泣別》,在那句「我話誰能似那鴛鴦共戲荷池下,怎個共君同幻化」,「鴛鴦」二字時突然嗓子啞了,再唱不上去。台下觀眾噓得天響,他堅持把戲演完。譚受訪時不過16歲,講完這刻骨銘心的一段,他也不說什麼,箇中的蒼涼意在言外。舞台之上,勢起不能抑,勢跌不可挽;花旦之路告終之作竟然是梁祝《樓台泣別》,祝英台回復女身,幻化告終——原來唱詞還會追著演員的人生。他怎能不老?

我想小時候被李碧華的句子引得大慟,她轉引亦舒引的魯迅:小時候,我們都以為自己會飛得至高至遠,及後,因為種種原因,我們都給留在地上。因為自知微小,我們很容易放棄夢想——香港不是無夢的城巿,它只是有太多夢想破滅過,因而總是耽心於「種種原因」。但微小的夢想,難道就不是夢想麼?既要背負「種種原因」,又要保有夢想,我城藝術工作者的尊嚴,乃在其千迴百轉——香港獨特的印記。

(刊《陽光時務週刊》)




看完片子後寫的感言,因為好看,心情有點亂。



4 comments:

Sparkadmin said...

好文轉載http://sparkpost.wordpress.com/2012/12/30/%E9%84%A7%E5%B0%8F%E6%A8%BA%EF%BC%9A%E9%82%A3%E5%88%B6%E7%B4%84%E8%88%87%E5%AD%95%E8%82%B2%E6%88%91%E5%80%91%E7%9A%84%E7%A9%BA%E9%96%93/

TSW,或鄧小樺 said...

謝謝

oldmor said...

也不必每次都把問題重點放入「環境的錯」這種老掉牙的藉口中去吧?至少兩位主角沒有這樣責怪環境,王侯偉知道他的路難走,是因為觀眾根本不接受男花旦,譚穎倫知道他的困境來自要兼顧學業和事業。戲中人都沒有責怪環境之意,這才是他們以至本片值得欣賞的地方。在公園拍幾個吊嗓子的鏡頭當然可以,也不是必要模仿外國大藝術家在大音樂院拍攝才行,在何處拍攝應視乎取材方向吧,本片傾向生活化,(因為他們實在也不是大藝術家)在家中拍攝沒有不妥,我認為導演也沒有刻意用環境營造他們過得很悽涼之意。

TSW,或鄧小樺 said...

淒不淒涼是人的觀感而已
這片子一點不淒涼,主角也大可覺得不淒涼

我關心的是環境造成的影響到底是些什麼,我想在人身上認出環境來,並沒有責怪之意。其實文中已一再講,制約我們的就是孕育我們的,這需要一點辯證的理解力,不是讚美或責怪那麼二元。

淒涼與華美,亦本就是互為表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