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所

 超越夢幻的「方所」
華文界最不可思議的書店

近月廣州開設的「方所」書店，絕對是華文界目前最新鮮、最具震撼力的書店。國內文化評論人許知遠在北京也開有著名的「單向街」書店，他面對方所，也慨嘆「和方所一比，所有華文書店都被比下去了」，這間書店的震撼性可見一斑。筆者已自問看盡書的繁華、對任何雅緻書店都不會驚嘆的地步，但面對方所，也還是不得不驚嘆。

方所這名字來自於南朝蕭統的「定是常住／便成方所」，其實十分低調。但它開設在廣州高級商場「太古匯」中，佔地近二千平方米，旁邊是hermes和LV等名店。看它的門戶，你會以為是高級時裝店，又或者一家藝廊。而因為地處高貴，在方所中行走的人都是衣飾鮮麗獨特，再不然是一眼可辨的文藝青年——連在裡面的人，都好像變成欣賞的對像、裝飾的一部分。

不可方物的文化空間

事實上，方所的其中之一震撼性來自於它空間性質的混雜，那已經超越了「新鮮感」，而真的變成了好像某種藝術實驗。一進方所我就往右邊的書架奔，那高得不尋常的書架，不像是一般書店那樣顧客伸手可觸，店員時時要拿梯子在高處取書，以書架劃分空間的形態，其實很像圖書館，營造了一種專注感。但每層每格的書架故意被調節成高低不一，那種不一致感，卻又傳達了強烈的私人性。在方所中找書，不像是找貨物，倒像是有身處巨大圖書館中的迷途感。

如今書店已經不止是書店，方所的處理方式不是「書店賣精品幫補」的狀態，而必然要傳達一整套的生活哲學。方所的推薦榜裡有「綠色生活」一項，店中有一條大柱，纏滿室內綠色植被，像個迷你而突然的森林。方所中的生活館向高級家品看齊，茶具、浴品、香薰、線香等等，都是高價貨，可比連卡佛的店面，但更為簡潔——因而更顯低調的奢華，須知「少賣一點」等同於揮霍空間。咖啡餐飲區隔往往坐滿人，於是我也不過去。門口左方是老闆馬可的「例外」品牌，素色簡雅的高級時裝——這當然就是方所可以在高級商場開設的實質經濟原因。一般書店加設時裝部分都會顯得商品化，但方所的處理是異常高雅。沒錯它的收銀處很像I.T.等高級時裝店的櫃台，扭曲的銅色大壁，配木造櫃台，衝撞的拼貼感增加了藝術氣質，減少了販賣感。

最神來之筆的，是書店中心有一個U型台。它的功能是多樣變化的：在開幕式時作為朗誦詩的舞台，你會想到時裝花生騷的舞台；而我則眼見它閒置時，便有木箱堆疊其上其側，像閒置的工廠，人們便坐著看書，那裡便有種擬廣場的公共空間樣態。在台上的木箱上攤展的是香港藝術家謝淑婷的作品《瓷衣》，是將舊衣物與白瓷混為一體然後素燒，原來的東西於燃燒後消失了，卻遺下薄薄的瓷殼，作為記憶的痕跡。價格是20萬一件，那姿態卻像是閒閒無事地攤在家裡，誰說藝術必定拒人千里？方所的空間性質便融合藝廊成份。

超前眼光與藝術體驗

方所昂貴的部分很貴，你絕不敢掉以輕心；但它的整體裝潢又是簡潔甚至原始的，天花板甚至像工廠大廈一樣留有縱橫交錯的管子和線道；髹得凹凸不平的柱子上，會有藝術版畫；一入門的書架旁有新式水墨直幅，上書藝術造型字體「詩歌」二字；髹得平滑的方柱，有周夢蝶和廖偉棠的詩——方所裡，每次表達「文學」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方所在藝術方面確鑿的堅持，陳列在最近門口的都是純文學類書籍。它表達的是一種高超的眼光，超前的姿態，它的奢華絕不勢利，而是自知其份：作為商品的書、器具、時裝，都用一個簡潔而反商業的框架盛載，於是便突出了其精神部分。各個範疇互相影響、介入，也互相提升。

方所能開得如此超前，當然是「例外」品牌的支持。「例外」的設計師馬可，曾被賈樟柯拍成紀錄片《無用》的主角。「無用」亦是馬可的另一先鋒時裝品牌，其中有一系列作品是把皮衣埋在土裡經年，讓皮衣擁有泥土的質感和土地的精神，接近概念藝術。方所是例外，因為它「無用」——它真的不是從「有用」的商業角度出發的。是這樣的背景，才能吸引誠品舊部如創辦人廖美立、譚白絹等，攜手打造這樣一個接近藝術企劃的商營書店空間，給內地引入港台和英文書籍。

有人說方所賣的是生活氛圍，其實遠遠不止；在網絡賣書成為主流，實體書店愈加艱難的時代，方所其實提供了「體驗」，不親身到場無法延續其魅惑，所以必然一去再去——這是接近藝術館的觀念。書店舉步維艱的香港就不用說了；台灣誠品書店亦已被拋離，因為方所這樣的土地和資金支持是可一不可再的。

太古匯的消費檔次接近香港的圓方，但人流更少。走出方所，走出太古匯，四周仍是一片未完全整理好的地盤。那裡是住宅區，以數個大型豪華高級商場為中心，街道上行人稀少，豪華的架子底下仍是空蕩蕩，閃爍的強行開發。如夢的方所，是因為這樣荒疏的未開發地區才能容納？或這根本是夢土？

附：廖美立在方所的訪問

剩餘的聖誕

就像任何一個上班族一樣。希望調動時間，花非常大的力氣，到頭來已經太遲。非常大的力氣，但其結果，相對於時代嬗遞那樣大的變化來說，實在微不足道。（註）於是我有一個剩餘的聖誕。「剩餘」這個詞，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代我用來形容時代層次的事。

沒有窗亮著燈，沒有人在途中。在那麼早的時候就知道了結局的歌。



註：有人曾跟我講過一個故事：話說黃霑開始不紅了，沒人找他寫歌詞了，他向林燕妮大怨「現在紅的那些什麼林夕之流，中文都唔係好好之嘛！」林燕妮回道：「你明唔明呀james，唔係你d野唔好呀，而係個時代變左呀。」



很難。很難。

像西西那樣激進

（刊於《文訊》12月號）


我們都愛的西西，今年縫了猴子，夏天在香港書展出，迴響甚佳。洪範書店的葉雲平來香港搞活動，說到擔心西西在台灣的讀者未能年輕化，我聞言大詫——西西本就是一個永恒青春的象徵啊。

《猿猴志》的立意是，從猿猴為切入點，主張人類和動物的平等共存。諸多動物滅絕、遭殘殺的新聞，對於西西來說，比近在眼前的每日時事新聞，更令她耽心，必須要以手作及對談，做成一個大型的計劃，來表達她的立場。然而西西總是溫柔善意、重視知識的，她不從血腥的新聞和圖片入手，而是從概念、歷史、文藝入手，與友人何福仁娓娓談來，充分體現那種普世關懷、淵博學識和親切態度。這豈非就是今日通過網路獲取跨地域知識的年輕人，那種跳躍零散而充滿情感的狀態？

何福仁與西西的對談，其來有自。據說西西深居簡出，身負盛名而混跡於平民舊區，平時絕少露面；只有對著何福仁那樣幾十年的朋友，才能安心放鬆、暢所欲言。在《猿猴志》一書中，西西的立場非常鮮明：猿猴（以及其它動物），與人本應平等分享此世界，是因為科技等等發展，才讓人類佔有較有利的資源和位置，而令動物受到殘殺。西西深入了解知識，而從不為知識所累，她會質疑動物的分類法、命名是由人類為中心的角度出發，往往反映了人類自我中心的偏見，如果從動物的角度看，整套知識會有另一個模樣。在書中，何福仁總是比較持平的，提供知識、書籍和藝術。西西也隨口引經據典，但常常更像是激進的少女，一針見血，有種絕對之美，比如談動物園時說「我仍嫌籠子太小，因為我根本就不喜歡籠子」。書翻到最後一頁，是一隻手造大猩猩Digit，牠為保護同伴而身中五矛，西西寫意而不追求實狀的處理讓牠更像一位悲劇英雄，沉默如山靈的姿態叫人不忍，覺得所有獵殺都應停止。西西溫柔，而她非常知曉殘忍。但她還是可愛的，書中有張攝於上海動物園的照片，西西身穿黑色風衣連罩帽，向籠內的黑猩猩擠眉弄眼，相看兩不厭，西西還問：「是我扮得不像麼？」

西西對於人類傷害動物深惡痛絕；而除了和西西一樣討厭以虐打來訓練動物（最恨馬戲團），筆者也是極度厭惡動物園的，覺得裡面的動物總是無精打彩，厭惡那種展覽的模式，甚至懷疑那種豢養也很接近虐待（更別說近年世界各地都有動物園因資源緊絀而傷害動物、把珍貴動物殘殺賣錢的恐怖事）。書中有一章談到動物園和保育中心，西西覺得我們對於動物園裡的動物，也該視如朋友、街坊，偶而去探望一下，政府應該培育觀者與動物的情感互動，而不是只是讓觀者「觀看」動物。西西覺得動物園裡應該沒有圍欄和籠子，不要為沒犯法的動物多建一個監獄；而何福仁則作平衡，認為動物園應該負起保育中心的責任，不止是把動物抓起來，而是要保育瀕臨絕種、受傷或失去野外求生能力的動物。

然後，從這樣的國際視野，便會發展到知識份子式對本土政府、制度的批判。

《猿猴志》的型態被包裝成一本動物圖鑑，西西手造的猿猴便取代了圖鑑中照片的功能。將這種取代功能，與西西的原意合起來看，便看到西西的激進處。西西謙稱自己的猿猴造得不好，但她其實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些動物的真身，可以一直愉快地生活，尤其是在野外，才是我真正的盼望。」藝術再造真實，但同樣的取代功能可以代表不同的寄望與立場。我記得在一個文學研討會上，有作家發表一篇關於香港本土街頭舊物之文學表現的論文，當時香港正發生青年爭取保育舊物的抗爭，作家善意地希望尋找舊物在文學中的痕跡以保存記憶，那樣實物被拆也就不怕了。這是善意的願望，但抗爭者卻會抗拒，因為文學取代了實物，也就取消了抗爭的必要。但西西造這些猿猴是因為她希望這些猿猴的真身得以自由，她的藝術創造始終是對於現實的挑戰——晚年的西西即使極度溫柔敦厚，但作為先鋒型的作家，她仍然是激進的，尤其當她那麼鮮明地要求人與動物平等相視。平等，總是比自由更激進，因為涉及資源、權力、階級的重新分配。藝術取代現實，但它不是作為現實的替補，而是對現實的挑戰。現在很多人都會嘗試做一些手作，飾物、玩偶、小傢俱，這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可能是只為怡情養性、打發時間；而西西則是在當代藝術的概念高度上，去策劃這一次的手作猿猴計劃，幾乎是單手的創造，同時自我治療又拯救世界（起碼出發點是如此啦），示範如何能夠作物理治療「而又不失霸氣」。這樣看來，深居簡出、晚病清貧的西西，仍然是比許多更有資源更充裕更高學歷的人，走得更前。

看西西的猿猴，其實非常生動，有時是寫意多於寫實，部分猿猴強調手臂，部分則以布條輕易借代，例如山魈以花布為手足，更顯這種動物美麗、神氣，如神話中的動物。據西西友人稱，西西選擇以猿猴為題材，恰恰是因為猿猴的種類名目不斷更新，各種猿猴的型態可以相去很遠，如指猴類鼠，叢猴被西西造得像兔子，跗猴則如樹熊……如此變型，亦如西西的魔幻小說，處處有匠心詩意。西西笑稱自己的年齡停留在26歲；想起年輕時讀西西《花木欄》中〈狒狒〉一文，只感今日西西更加年輕，不止比我年輕，甚至比昔日的自己年輕。

在口水戰的年代辯證

好久不筆戰，也沒時間，人總要因為這這那那而放棄本來的興趣。因為天與地的問題，在facebook隨便批評了無待堂一篇關於天與地的文章，隔了一陣子無待堂又罵回來。網上事網上了，今日難得有個清閒周六早晨，簡單講幾句。

從筆戰已經漸漸轉移到口水戰的年代。如今是，根本不看你批評的內容，也更沒有知識觀念的脈絡，單用他自己心目中的理解給你貼label下標籤。例如鄙人就是「凡tvb必反」，反師奶，然後什麼坐看雲起時逍遙派（這是毓民給陳景輝的label啦）搏出位搏到上火星，一頂頂帽子給你扣下來。很多人就是沒有耐性去看清楚，別人到底批評你什麼。而批評他人的人格、行為時，也沒耐性去看清別人到底做過什麼。什麼叫口水戰？內容對錯什麼都無關痛癢，單看誰罵人更嘴賤。

至於鄙人，不但會寫會讚tvb的師奶劇，而且品味不時站在師奶一邊。隨便找來 例證一、二、三。search本blog，不會找到一句罵「師奶」的句子。無論對高雅文化還是通俗文化，我都儘量避免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不靠打稻草人來建立自己論點，使用二元對立是為了打破它。否則，就很容易流露自己有被迫害妄想症（其實人人都有少少啦，睇自己調唔調節到啦）。

無待堂說，某些高級文化人是靠批評師奶、tvb來顯得自己清高、不同凡響。其實這個邏輯顛倒過來也可以，就是把你所反對的人，描述成有權有勢、身在高位，然後自己就得佔弱勢位置，可以大打出手拳腳無眼。其實真有自信的人，是不屑為之。對辯就是對辯，大家當平起平坐，你真有論點就說嘛，幹嘛主動搶前輩後輩的標籤？後來想想就明白，我比人家虛長幾歲，又被認為位已出，地位權力年歲等標籤一出，佔好弱者位勢，可稱是贏在起跑線上。以前這些手段叫做打爛仔交，現在是否被認為是「講道理」的方式之一了？手段是手段，端看你用在什麼地方上。 現在這是什麼地方呢？一笑。


鄙人常常被指位已出，前輩又是這樣罵，比我年輕的又是這樣罵，我是否應該把它轉化成自我宣傳的材料？嘿。如今在電台上班，一至五開咪什麼題目都講，確實是去了火星。在大眾媒體，「出位」其實是某程度上痛苦的根源，譬如老闆總是叫我「你罵人要罵得更折墮更衰格更仆街！」而我在一個連曾蔭權都 fb求like來打兩電的時代，就愈來愈不想罵人（我想做的是什麼，還請大家去聽節目）。所以，在真正mass的標準，鄙人的搏出位水平是屬於不合格類別。相比起來，如今後生可畏。

近來其實自己比較負能量，但寫東西時間太少，很想節制著寫——因為我害怕，除了對世界和他人的恨意之外，其實我們就沒太多東西想寫。

------

於此整理一下彼此的差異之內容。

1. 無待堂文章認為《天與地》好看在於流露了tvb劇少有的現實感。現實感表現為：a.有理想有熱肉既人點樣係一個弱肉強食既現實世界生存、奮鬥、自我救贖；b. 人會矛盾自毀； c. 失眠時會四處遊蕩。並同時不點名指罵不喜歡此劇的「屎忽癢同High Class既人」。


2. 鄙人偶然讀到上文，大為詫異，質疑「現實」這一判斷。因為全劇其實以大量剪接來製造迫力，（現實/虛幻；當下/回憶；山上/肉）表現迫力，與傳統影像語言以長鏡頭來傳達真實，迴然相反，。鄙人的強烈反感是來自於知識脈絡的歪曲，於是話也說重了：//香港人食得太多屎，所以有少少飯食就已經好開心」，呢句好似係我講既，我而家再加幾句：人世失範，歪論橫行，好多人靠讚d麵包有飯味黎出位。//


3. 無待堂回覆，點鄙人名，繼續強化其原本「高級文化人」如何如何的想像。

回看起來，鄙人也有犯錯，就是明明不認識人家（一度還把他認錯成了另一個人），幹嘛說人家搏出位呢？人家不能真心覺得麵包有飯味嗎？！這裡我是武斷的，要向無待堂抱個歉，請他原諒。


----------------------------------

至於《天與地》，第七集後都沒時間看了，也不好再說什麼。在形勢來看，它會成為這個年代的傳奇劇目，收視愈低愈傳奇。吃人與理想的連繫，會陳而不腐地流傳下去。以我看來，我與無待堂的分歧，是在於對「現實」的分析切入點：無待堂對於虛構的大眾媒體折射了其心目中的真實，便稱其為有現實感；而我始終汲汲於注意營造「現實感」的手段是什麼（我個人有個喜歡否定現實的前設）。

知識脈絡的斷裂，不是一個人可以挽回的。

而我總還是想，站在辯證的一邊。

存在主義與我的距離

今晚打老虎準備中。今晚是北上之夜，有葉寶琳、原人和我，講港人對內地人反感近年最高、張馨予用吳卓羲微博戶口宣示主權、廣州女孩微博直播自殺。

準備節目時不免就去找卡繆。「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我飄蕩的少年時期啊。荒謬的生命，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熱情。因為生命荒謬，因此選不選都一樣，而想通這一點便有無限的自由。讀完之後趴在桌上嗚嗚的叫，並強迫同桌的同事聽一次我講。

後來找得更遠：

//卡繆晚期小說《工作中的藝術家》，寫一個畫家喜歡在閣樓裡作畫，所賺不多，一家人吃不飽、餓不死。他從來不投他人所好，只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他一直住在閣樓上，家人偶爾送點食物上來，最後他死在上面，無人知曉。朋友幫忙整理身後物，看到一幅畫，畫中有一個字，字很小很小，看不清是Solitary(孤獨)還是Solidary(團結)。//

Solitary/Solidary. 大概最熱火朝天的藝術份子，都有過這樣的錯覺、重疊、糾結吧。

小時那麼輕視存在主義（我心愛的李維史陀嘲笑它是「女店員哲學」），也沒看很多原典，也幾乎不喜歡卡繆，心底裡竟然被它影響得這麼深，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

十一點至一點，www.dbc.hk, now571台。

最終的倫理（之崩潰）

我無法向你說明我的深刻沮喪。善良的人們。我在善良的人們中間達到無法理解的狀況。我在九龍城書節賣掉了所有的書，文學館的活動有許多人出席，他們提供了正能量，然後我們去吃了美味的潮州菜。但這一切過後我還是有深刻的沮喪，深宵寫長長的電郵，帶著無可訴語的沉重昏睡過去，然後次日醒來完全沒有恢復，我走到書店的櫃枱才發現自己沒有東西要付款，我在錯誤的地鐵站下車，我想打電話給從來沒談過電話的人。無人明白的絕地，理性的盡頭。

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大火燒出涼薄

花園街露天攤販疑遭縱火，四級火警釀成6死34傷的慘劇， 是回歸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火警，比之前旺角嘉禾大廈火警的傷亡更嚴重。這本是社會悲劇，也是有人蓄意犯下罪行（一條街兩邊都有火頭，可見不是偶然）；但從周三曾蔭權早上的發表講話開始，焦點不是嚴打縱火狂徒，卻放在排檔管理之上。其後各方，包括區議員、周一嶽、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都在講如何規管排檔。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最過分，趁此機會表現自己「有做野」，急急數出今年度曾檢控攤販600次以上，多次強調必定加大力度管制排檔攤販。

不應指責受害人

其實排檔商販也是受害人，他們做的只是小生意，損失也必定慘重，這個冬天必定更加嚴寒。況且，意外尚可防範，蓄意犯罪的話也防不勝防，難道不去追究誰人為何放火，卻去責難唐樓和排檔容易起火？為何政府官員，要指責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

這種「指責受害人」的習慣，是香港長期以來的畸型文化。女性被非禮？一定是因為自己衣著暴露！你被打劫？絕對是因為你夜歸！美國學者William Ryan七十年代所著的《Blaming the Victim》，就是反對當時的一些研究者，把社會問題如黑人的貧窮，歸咎於黑人的行為和背景（如單親家庭）。事實上，我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背後的社會問題結構，才能持平解決問題。然而，我們的政府，卻帶頭出來，把矛頭指向受害人。

攤販不夠財雄勢大，受指責難免慌不擇路；結果排檔攤販轉向指責劏房，認為是唐樓劏房太多，阻塞走火通道，才令致傷亡慘重。看見這種弱勢互相指責、社群割裂的局面，令人不忍。劏房業主獲利豐潤，租客則是因為租不起完整的一個單位才蝸居劏房；而排檔的業權持有人也可收得不錯的租金（經濟日報報導不少攤販須把檔口分租牟利幫補，是為「劏檔」），相反檔販都是賣平價貨錙銖抵日。兩方都是肥了業主，苦了租客。

庶民走投無路

再看遠一點，太子道西的80年唐樓將會活化成「特色酒店」，該區的地價遲早飆升，政府和巿建局，地產商和收樓公司，都打著算盤。從這個角度看，政商是沆瀣一氣，對庶民平價生活趕盡殺絕。無論舊式唐樓，還是露天廉價攤販，都是其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收樓頻繁的地區會突增火災，警方卻查來查去沒頭緒。

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令數萬人無家可歸，當時殖民地政府亦能面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遂引入公共房屋系統。但今日火災過後，攤販面對嚴冬，政府帶動傳媒一面倒呼籲朝行晚拆，以至搬到更遠的地方——代價都好像要由攤販來付，再不然就是未起公屋先趕絕劏房。這絕對是管治智慧和道德的退步。

文學電影是寶藏

(刊於星島日報)


最近本港文藝界較矚目的事，當數台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下稱「島嶼」）登陸香港。以林海音、王文興、余光中、周夢蝶、楊牧、鄭愁予，六位殿堂級台灣作家為主角的紀錄片，揉合唯美影像與紀實筆觸，號稱21世紀台灣文壇最重量的文學紀錄。香港這邊也有不少文學青年，台灣文學也是他們成長時重要的養份，能夠看到這些文學大師在銀幕上堂堂出陣，實在具有激發意志、振奮人心的作用。

文學尋根

看「島嶼」系列是膜拜大師，這個自不待言；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是一代文藝青年的集體習作，通過敘述他們的時代，而向後代作自我、文學、以及社會的傳承。背後製作群的背景，都有研究或從事嚴肅文學、藝術、思想範疇的長久履歷，例如出品人童子賢，是華碩電腦的創辦人，一直熱心贊助藝文活動；製片人廖美立，早期在台灣藝文重鎮「雄獅美術」工作，是誠品書店創辦人之一，有份將誠品由小眾藝文書店打造成代表台灣的文化品牌。總監製陳傳興是其中兩部電影的導演，少年學習藝術史、電影理論、符號學與精神分析，近年創辦的行人出版社，所出版的學術理論書籍都是偏僻精微的精品。這群人都非電影工業中人，但在自己的領域都是響亮的名字，我隱隱感到，「島嶼」是他們自尋文化根源的一個行動。

六部影片中，據說風評最佳的是《如霧起時——鄭愁予》、《尋找背海的人——王文興》，以及《化城再來人——周夢蝶》；當然另外三部，《兩地——林海音》、《朝向一首詩的完成——楊牧》及《逍遙遊——余光中》也都自有大量粉絲捧場。限於時間，筆者只看了周夢蝶及楊牧的兩部。這也好，11月16日各部電影陸續上畫，筆者可以加入文藝青年追看的行列。

《化城再來人——周夢蝶》有趣之處在於，以很人間的平視方式來看「詩僧」周夢蝶，有時甚至把他表現得惹人憐愛。細想起來，影片氛圍是凝重深遠，但內容卻多有輕鬆之筆，夢公往往是最後一句畫龍點晴叫人莞爾，如閒閒說「寫作這種事，這麼苦，都不是人做的」。輕重交映，幾乎不涉佛學，卻非常人性。反目友人徐進夫的妻子陳玲玲在鏡頭前說「是我們對不起他」是珍貴紀錄，反過來說也是俗世塵緣，令人不忍深究。導演陳傳興最後來個簽名式的結尾，鉛板、字粒、溶蠟，不是夢公詩意，倒是流露導演對文字的執迷痴戀，相信這也是支撐整個「島嶼」系列的信念。

楊牧的一套則略為強差人意，也許是我這名楊牧迷太過苛刻的關係。電影太過著重楊牧作為老師、學者的一面，無法寫出學者型詩人的壓抑魅力。片中詩評家奚密說楊牧生活寧靜是因為他本性太過狂烈，只有這個令人迷戀的註腳，影片本身無法呈現出來。我很懷疑，製作人不太理解一個詩人為什麼要獨處，獨處是因為需要寧靜，而需要寧靜往往是因為主體本身有狂暴的因子，一觸即發，即使是入了經典陳列櫃的浪漫主義，也還是浪漫主義。如果要我說，文藝與現實的距離即在於此：往往要求寧靜的文藝人本性實為急躁，而性急者則可書寫出極致的寧靜。

文藝與流行互補共存

紀錄片、文學，都大概是巿場的毒藥，如果單憑巿場決定，像「島嶼」這樣製作成本高、對受眾有要求、不是純粹感官娛樂的電影，大概就無立錐之地。然而，紀錄，以及文學，恰恰是因為其長久性，對於社會具有重要的關鍵功能——它能告訴現在的人們，我們是如何走過來，從而奠定許多人文關懷的價值觀，肯定少數傑出者、特立獨行者，規勸、匡正，讓社群能夠分享較多元的歷史論述。「島嶼」系列由台灣官方的文建會出資支持，恰恰顯示這部分文藝的公共性，必須超越巿場。而台灣近年，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流行文化與嚴肅文化的接軌逐漸完成，底氣完足的文藝為流行巿場奠定了基礎。流行文化對於嚴肅文化亦應有尊重態度，你看張艾嘉和劉若英，在香港kubrick朗讀楊牧的〈蘆葦地帶〉，絲毫沒有明星架子、也無流行的俗氣，只是低調溫婉，表示這首詩曾經在她們的生命中發生過作用。

是的，台灣的文藝青年既會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會看「島嶼」；而放棄文藝青年的巿場，不會是長遠而有根抵的巿場。而你看，台灣近年以創意工業為重點經濟發展項目，他們推動《那些年》、《賽德克．巴萊》和「島嶼」系列的力道和規模，是一樣的。這便是開拓巿場的願景與恒心，故能收穫。在華語區，台灣的流行文化（尤其流行曲）已經取代香港的位置，海洋音樂祭推到香港時連台灣原住民大媽都受到猛烈歡呼，香港文化已多久沒受到這樣的重視和禮遇？回頭想想， 大概就是龜兔賽跑的故事；而香港這隻兔子，不是敗在單純的驕傲，而是敗於不知自珍其寶藏。

白票，不是白癡

 高登POST討論白票，內有引發本人寫這篇隨感的黃洋達〈白票〉一文。

我不反對人投白票，如果投白票是個人行為的話，也不到我反對。但如果覺得在臨投票前兩周來推一個白票*運動*的話，那就是白癡。所謂「專業政黨」，原來就是在網台和FB推EVENT，FB出張睇唔明的傳單叫人投白票。這樣做運動，除了自己爽之外，根本不能說服人。然後當被批評這個白票運動太草率和定義不清楚的時候，反指批評者小學雞（這是香港某些無知人最BUY的反智手段）。以前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現在的兵還反過來指秀才是小學雞，格外狂妄。

（後來我發現黃洋達去狙擊民主黨周錦紹時，一直把人家叫錯做周錦「昭」，還不斷問「你知唔知我係邊個？我寫既字多過你睇既字！」但自己對住個字都讀錯。狂妄得來真係好諷刺，值得記住的歷史碎片。有位文化評論人看完之後，感覺是黃凌辱周，轉而問我：「現在還相不相信選舉是一種教育？這樣子搞選舉不能教育到人。這是反教育。」）

有沒有邏輯能力呢：*運動*這個層次，和*個人行為*是不同的層次，個人要投白票，是他自己的選擇，但要形成一個運動，要求會高得多。所有政治運動都要被低級化成FB EVENT了。另外就是接近瘋狂的輸打贏要氣氛：你話佢運動做得唔好，佢會話呢個係選民個人行為別人不得說三道四；到結果出來，就把個人行為騎劫為自家的「運動」成果，宣佈勝利。

更新：然後我發現毓民宣佈的勝利原來是「人力已成功引起巿民關注」，原來是和官恩娜差不多的功用而已。真係低處未算低，我真係完全搞錯晒。

我放長雙眼睇，等投票結果出來，白票數目不多，假設是一萬多張吧，會不會又有人說，兩周動員，只靠FB和網台，都有一萬多，「算係咁」、我地好偉大，XX力量萬歲之類。習慣以自己的弱點作為藉口，來寬容自我不付出，墮落是必然的。以這種邏輯推論下去，香港的政治運動以後就是鬥蠢鬥弱鬥騎劫。為墮落者塗脂抹粉過的，大家看在心裡。

更新：今次所謂的白票運動的終極白癡處在於，選舉結果沒有標明白票和廢票的數量！

TVB有一種說法：如果你的節目是博士到小學生都明白，那就最多觀眾，所以它們永遠停留在小學生水平。也就是反智。「白票是什麼，算是常識吧？」真是笑大人個口，全世界的白票運動之所以能夠聲勢浩大，就是因為它們花了很多力氣去定義白票的意義，然後長期推廣之，取得成果，才算是運動。這其實才是常識。不要用TVB式的常識推翻真正的常識。說陶傑陳景輝等飽讀詩書者不懂「何謂白票」，首先就是違背常識；然後把人家可能是出於良心的反應，抹黑成「為保民主黨」，將誅心之論夾雜在「常識」中——說到底，我們看長期的履歷，誰是半吊子半途出家的政治人？誰是受了薪簽了約做政黨的喉舌電台？反智的工作誰做得最多？講利益關係講PROFILE，誰比較站不住腳？拿塊鏡子好好照照自己，才好意思講常識。人在做，天在看呀。

有人說，收左錢既，幫老細做野，文棍，係咁上下啦，說我不應該這麼認真。我一向不阻人發達，也不阻運動，但是扭曲是非至此，又用反智手段，實在無法忍受。立此存照。

PS我找來找去找不到那張沒人看得懂的白票單張，有人可以留LINK嗎

連懷念都要毀滅

（刊周一星島日報。由於找《白蛇傳說》的劇照太無癮的關係，我去了重溫《青蛇》。）

香港文化移植內地，合拍片催生的是港產片經典內地翻拍，理論上仍是港人操刀，程小東的《白蛇傳說》（下稱《白》）和較早前葉偉信翻拍《倩女幽魂》。可惜，看在港人心頭，一派不倫不類之感。

粗糙翻拍

其實看到阿SA到威尼斯走紅地氈那襲綠色長裙，我都應該知道事情不妙。《白》美指是張叔平，也算是金漆招牌，然而資源明顯被分配予特技（青蛇胸口那片綠色可夠礙眼！），水漫金山總算做了大場面、償了《青蛇》徐克特技爛尾的心願。我亦對白素貞和小青的束髮玉飾注目良久，那植物花草式樣細巧精緻，與白青二人衣飾上的簡單現代恰成對比。但不知是因為質料不佳還是導演不懂借題發揮，那本應是作翠玉狀的頭飾，在鏡頭下看來竟如塑膠。原來的白娘娘民間傳奇，許仙借傘、同渡的故事，郎情妾意眉來眼去，卻被一場燈會打鬥取代，令人大感沒趣。白素貞竟用法術令許仙在斷橋上萬分狼狽、無處可逃——一點都不浪漫，難道隱喻著內地女誓得港男的狠勁？嘿。

（青蛇劇照。注意頭飾！細膩的零亂感！）

我中學時在圖書館看李碧華《青蛇》原著，以配角小青的角度切入，寫「女性互相嫉妒」這樣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小眉小眼的題目，又扣連中國當代歷史，性別心理處理亦非常大膽——無論是小青情挑法海還是法海喜歡許仙，都是異常大膽鮮明的，當時對一個中學女生來說，可稱震撼。及至徐克拍《青蛇》，王祖賢張曼玉，二蛇學人行路的一幕膾炙人口，堪稱是現代和古代兩種眼光重合，同時又反諷著亘久的現象：「女性通過被男性觀看來塑造自己」。而雷楚雄為《青蛇》作美術指導，將京劇式誇張的化粧和飾物引入《青蛇》，整個故事有了能說服任何人的舞台和場景，至今仍記得白素貞慵懶地以水勺作燙斗一幕。那些精緻的小節，令我覺得後來水漫金山拍得再爛都是瑕不掩瑜。

（回眸靚到咁！！）


文人傳統湮沒

過往內地多半視香港文化為蠻夷，覺得香港長處在於都巿化進程超前內地、通俗文化之蓬勃。因此經典香港電影中（古裝片名義上又算與內地片接軌），則被選擇為移植對象。但在《倩女幽魂》和《白蛇傳說》的移植來看，內地的改編反而是不懂吸收香港通俗文化中精緻的部分，不理解香港通俗文化其實與中國古典傳統有無形相連。就以徐克為例，他改編古典作品可算是無法無天（原版《倩女幽魂》掛程小東的名字，但行內傳說實為徐克執導筒）。原版《倩女幽魂》中小倩以口渡氣藏寧采臣於浴桶中一幕，委實是香艷浪漫，點到即止令人心蕩神馳，完全體味讀書人夤夜讀書時的遐想，幻想得那麼曲折壓抑。當年只看到其突破禮教的一面，如今看來卻覺這種幻想實得了書生心態的三昧。唉，徐克再粗枝大葉，底子也是個文人；而程小東再柔情慈愛（《白》中李連杰的父親心態如為程小東代言），也是個武人——如今更讓人肯定，原版《倩女幽魂》是徐克作品……

程小東的《白蛇傳說》和葉偉信版的《倩女幽魂》，有共同特點：男主角本來是書生，都改成比較「基層」的身份，寧采臣是個工匠，許仙是個平民藥師。這不知是否國內的審查制度使然（難道知識份子不能成為電影主角？），還是覺得比較基層的身份容易獲得大眾認同。我一向在價值上支持基層，但目前這二個重拍還是比較草率，也不能顯出什麼左派藝術觀。此外，因為香港電影被定義成面向通俗巿場，而且往往專攻青年巿場，有時看來難免覺得低智——不不，低智應該與青年無關，飾小倩的劉亦菲掏出一把M&M出來說是仙豆，什麼青年都難以原諒的吧。至於《白》裡文章飾，由和尚轉變成蝙蝠怪的能忍，一直覺得好生眼熟，肯定是抄的，但一時想不起來——結尾時法海拋給能忍一個蘋果，原來是《死亡筆記》！有必要這麼赤裸揭曉答案嗎？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不過，我最難忍受的還是，因為內地不能拍鬼故事，而把小倩改為「狐妖」。明明是倩女幽「魂」，不是倩女幽「狐」呀！而內地又已經以假作真，媒體羅列歷代聶小倩的「狐仙」造型。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的國家就是這樣令人吐血。我便重新想起，在五十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為何漂流到香港，偏居小島，保存我們文化的根。

我還要看著香港的經典被爛拍多少次呢？既然經典不能重現，何不讓我靜靜懷念？聞說徐克將會自己重拍《新龍門客棧》，如果連導演自己重拍都不能修成正果，那麼，我也只得看著內地的重拍版將我的懷念毀滅。

當年青蛇trailer。徐克的特色總是一路打一路講野，好忙。


唯美版

八十後今晚打老虎

密鑼緊鼓準備節目，下周一深夜十一至一點試播。連日兩點多回到家時都累到快要崩潰了，黃昏之際亦往往極其需要躺下來（難道我有黃昏崩潰症？），可能終有一天會躺到桌子底下。

而唯有好同伴可以有好表現，唯如此可以稍稍寛懷。我總是對某人說，這樣難這樣難，某人便說，你不是一個人，是一個team呀，你做不到，別人可以做。於是我便再想起，一切是為了八十後這個青年運動而做。運動是累的，不是一個人的，因此有壞處，也有好處。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是一首聖歌，在一部（高安兄弟式的）西部片的片尾字幕中響起那種滄桑的安寧叫人不能自已地流淚。永遠的倚靠，永遠的休息，我在生日看這部電影，而聖歌是為勞苦的人而設。



請往LIKE節目PAGE，最好就建議下節目，10月24日十一點至一點試播。收聽可買數碼收音機，或往www.dbc.hk，iphone和android都有免費apps可以聽。初期什麼都有點簡陋啦，就像佔領中環的帳蓬，會慢慢長大的。


節目的名字，叫「八十後．今晚打老虎」。這麼輕快，與我個人的文字取向完全相反。所以，想要我愉快的那一部分，便到那裡去吧。



八十後今晚打老虎( www.dbc.hk )
星期一至日，dbc4台數碼大晒台

主持：陳景輝、鄧小樺、阿ger、葉寶琳、林輝、原人、小丁、波仔、kitty、andrew

浪費躲在細節裡

（刊於台灣時報）

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在《廢棄的生命》中，以一種莊嚴的口吻，描述廢棄物，亦即人們日常所摒棄的垃圾：廢棄物既神聖同時又邪惡。廢棄物是隱藏在形式中的包裹物。它是已被拆開、不再被需要的剩餘物，但卻又被另一種令人掩面的包裝去盛載或遮蔽了其內容與意義。它甚至指涉著整個人類世界中，一切被排斥的人、事、物。垃圾是一種無上的借代。

    　在陳曉蕾的《剩食》中，我便讀到廢棄物的這種無上榮光。內頁留下寬廣空白，令這本討論「廚餘」和食物垃圾處理的書，顯得異常乾淨。而雪白、纖細、柔軟、簡潔的封面，會在翻看過程中染上人類的痕跡而不再完美，然而你不會棄掉它──因為它還有豐富動人的內容：大量跨國、本地的數據，係作者翻開逾百垃圾袋、用各種聰明的方法向企業和商戶打探回來；我們看到令人憂慮的現況和未來，而許多個別的故事仍然閃爍著希望的光芒。

    　正如鮑曼指出，廢棄物的產生與現代性尤其現代化息息相關。我總懷疑，香港在90年代以來，廚餘成為堆填區的重要問題，是因為城巿的縉紳化。難得的是曉蕾這資深記者，作飛特族時運用了極高的耐性和手腕，一一追尋食物垃圾的來龍去脈。高級食肆愈開愈多，強調海外新鮮運來的食材更是五花八門，超巿為求貨格美觀甚至只用大小、顏色相近的蔬果，一旦樣子稍不「標準」，馬上棄掉。「不屑」賣的蔬果和牛奶，可以讓員工拿回家或者讓拾荒者拿去裹腹嗎？答案是超巿為免有員工貪小便宜，要往垃圾袋裡再倒漂白水。如果你覺得這個過程還不夠令人髮指，那麼再加一個沒有收進書中的實例：某連鎖超巿在春節前因為入貨太多賣不掉，就在堆填區裡傾倒了41個貨櫃的蘋果。連鎖超巿愈多，食物的浪費就愈鉅量。急速城巿，斬釘截鐵的管理，而各種非人性化的廢棄，已根本超越了人類心靈可以承受的罪惡感幅度。

    　書中還調查了其它城巿食物減廢的成功。韓國能調節大量小碟前菜、強調視覺豐盛的飲食文化傳統；台灣能夠在各個社區裡推動分類回收、廚食堆肥與社區種植計劃。如此種種，關鍵是民主政治的社會、對土地的熱愛，與整個地球命運連繫在一起的同命感。而通過一種「此地之外無他鄉」的情懷，食物垃圾便從私人的世界、個人行世界中溢滿開來，達到了一種公共性：它把人從「孤立的個體」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處理廚餘絕對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

    　處理食物的剩餘，它有公共面向，同時也極具創意和獨特性，它是一種重新規劃個人生活的可能，每個人可以自闢蹊徑，有自己的一套計算方法。陳曉蕾書中訪問的，包括經常在麥當勞裡收集食客吃剩薯條的環保怪客；一日只提供一道菜的性格餐廳；而她自己本人，也洋溢著環保人士那種創意的熱情。比如她以「循環再食」魚骨頭而著名：蒸魚時不下醬酒，用碟另盛，魚頭魚骨連蔥和薑絲再煎湯，便得到奶白鮮甜的魚湯。晚飯洗碗時順便熬湯，湯沸時蓋上鍋蓋，洗好碗熄火，一直蓋著燜到明早。次日清晨把涼了的魚湯慢慢倒入密封袋，放入冰格，就成為萬用魚湯，可以焯菜、煮麵、當上湯。宜與月桂葉、黑椒、薑片等同用。這樣下來，魚骨頭甚至可以進化成為豆腐海蝦魚湯──半夜三更能有一碗湯，曉蕾說：別管月入多少，我過的，是好生活。箇中的樂趣和尊嚴，都在於心思。曉蕾的得意句是：「巧婦在細節」。

    　對我而言，食物減廢行動，也就是一種「細節推翻全體」的價值重估運動。

筆談香港書展與閱讀文化（《明日風尚》）

（九月號的《明日風尚》刊出了我一篇長文，〈書展夢迴〉。但這期不知為什麼一直在香港買不到，幸得他們寄了書來。下面是原來給他們做的一個筆談，本來說和其它香港青年作家的答案一起刊出，後來整個欄目不知所蹤，貼在這裡以饗讀者。）


明：你怎么理解“从香港阅读世界，在阅读中发现自己”？

宣傳詞兒我們不能太認真。但是我必須承認這句話層次比較複雜，相當辯證。大概第一句是對外地人的招徠，第二句是對香港人的祝願。香港人一直有一種自信，就是覺得彈丸之地儘收世界潮流資訊，芥子須彌。然而不斷變化的香港，對於自己的身份和特質卻總是有種妾身未明的尷尬，像一個青春少年，不斷變化，但時時迷茫，在別人眼中又很執著於自己。這句話的意境比較靜，這一點它甚至勝於香港書展本身。

明：包括您在内，人们的阅读观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您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为什么？

我覺得香港社會現時有一種氣氛，就是文學、藝術、電影、電視和流行曲等都需要和社會時事、政治事件掛鉤，才能造成聲勢、獲得報導。這一方面顯示了「去政治化」的迷霧已經開始被驅散，公共性的維度拓大，但也顯示了現代主義以來文藝的自在自足已經開始崩壞，很快蕩然無存。範式轉移，新的崩壞與建立將要到來。與其簡單講悲觀和樂觀，不如說：在香港，對反叛而言，這可能是很好的年代；但對於純粹藝術則不太樂觀了；對於知識而言，這可能是最糟的年代。

明：你对今年评选的年度作家有什么看法？通过今年活动设置，您觉得他透露了哪些信息？

今年香港的年度作家是西西，她是我們很愛戴的香港本土作家。去年的劉以鬯算是「混跡江湖型」的作家，一邊寫報上雜文一邊搞嚴肅文學；西西則是另一線的「隱居型作家」，寫作不輟著有《我城》、《飛氈》等重要的本土代表作，在形式上作了大量實驗，她一直很低調，幾乎不出席公開場合。今年書展給她做了一個展覽，除了展出手稿之外，還展出了她收藏的模型屋、自己親手製作的毛熊和猿猴（配合《猿猴志》）。繽紛精緻活潑，我覺得西西真的可以一反商業社會覺得文學太沉重或無趣的刻板印象。而今年關於西西的活動，西西本人並不在座，這也一反商業社會裡作家必須像明星一樣宣傳和「打書」的邏輯：它呼應理查．桑內特所謂的「公共性」，即作家只須寫好作品，人們因好作品而擁戴作家，而非因人格魅力或樣貌。

明：今年您比较关注哪类图书？为什么？

以類型來說，今年我關注一些揭示藝術及文化之公共性面向的書籍，例如關於塗鴉的幾本書，《推土機前種花》、《物盡其用》、《工藝美學》等。我期待藝術能夠幫我們從受監控和被操控的媒體中醒來，以更廣闊、更具包容性和震撼力的方式去看當下的現實。


明：您认为香港出版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雜、亂、快。工具化與個人化的各走極端，自由的混搭（crossover），包裝和實際內容可以差很遠（也包括很嚴肅的書會包裝成很流行／庸俗／工具化的書）。老實說很考驗人分辨的眼光。

明：香港正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期，社会开始孕育新的活力和动能，新旧交替以及一些新香港的特征在书籍出版上，以及新作家的涌现上，阅读习惯和阅读品味上，已经初现端倪，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能否透过您的观察谈谈您的体会？

香港的確是在一個轉折點上，一些要求改變的聲音愈來愈響，而且像驚螫一樣驚動了潛伏地下的另類生活力量，開發了跨越階層和範疇的連結力量。它的根基首先是舊日香港的風物歷史鉤沉，但其面向的對象是追求另類生活的青年、文化讀者群，有一種庶民的性格。以本土為緯，關於藝術、自然、飲食、空間、建築的書愈來愈多，一些歷史和風物研究也開始增加出版。現在要做香港研究、了解香港，可考查的書籍比以前多好多，以往都是靠口耳相傳的。而敢於批評、挑戰權威的香港書也愈來愈多。風潮是有出現，至於習慣和品味的轉移——即意識型態戰爭呢，這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大家都在談「舊」，新香港是否要誕生，要視乎所有人的能量。大部分人還在觀望，今年敢於呼應「新香港」的好像就是《二零一零香港電影回顧》裡部分電影論者。不過，今年我被好多台灣和內地的朋友和傳媒問及「新香港」及「追求另類生活」，看來好多人是奔這兩樣可能而來的呢。

明：您在此次书展挑选了哪几本书？

畢恒達《塗鴉鬼飛踢》（台北：遠流）、周綺薇《推土機前種花》（香港：MCCM）、黃碧雲《末日酒店》（香港：天地）、隱形委員會《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台北：行人）。

新媒體的幻夢

（刊於9月24日經濟日報）

新媒體大時代

香港傳媒界最近大起波瀾：免費報《爽報》推出將令報業競爭激化，更討論免費報與收費報之間的差距；鄭經翰領軍的數碼電台羅致大量著名DJ，在競爭效應帶動下，近月與電台相關的訪問遍佈各式周刊的版面；未來免費電視台更將增至三間，無線被大量挖角，另一邊廂是亞視新聞部受干擾、AO空降港台的負面新聞。傳媒內部執位，筆者在友人身上日日聽到有人在醞釀新節目，新一輪傳媒面貌似乎令人期待。而同時，龐大陰影籠罩著新聞自由，無論是金錢（「以廣告代新聞」）和政治（如警方阻礙拍攝自由、有內地背景人士任傳媒高層等）。

媒體世界風雲詭譎，姑且放長雙眼，大事先放一邊，談談「基層角度」出發的小事。今日見報章報導無線回應幕前幕後的被挖角潮，堅持挖角潮對無線無影響，認為大公司有人離職很正常。這種官腔其實非常高姿態，因為說話的人顯示出並無惜才之意，而人才正是傳媒的關鍵。其實TVB待遇刻薄是人所皆知，早在幾年前，已出現過離職潮，但一直拖延至今，新人出出入入，留下來的捱餐死、無得發圍，某些舊人卻可以一直食老本。

其實各界都知道，競爭來了，乃是破舊立新之時。是以各大傳媒老闆，都滿心念著要做「新媒體」，但大部分的對策，其實都是舊媒體手段：賣明星，賣色情。此時不妨看看，詹戈帝塔的《媒體上身》（Mediated: How the media shapes your world and way you live in it）。書中提出，這個時代的人，早已將「看與被看」內化成一種求生本能。經YOUTUBE、部落格催化的一代，不再傾向於看到精緻得超現實的製作，不會再為明星和領袖神魂顛倒，人們寧可看到普通人，他們更重視的是節目（或主角）與自己的關係。

這個時代，是受眾自製新聞的時代。他們要在節目中看到自己，不一定要上台做主角，但卻很重視自己的心血、想法有沒有在該媒體或節目中留下痕跡。

說起來，TVB最具新媒體思維的，應該是超級巨聲吧。但是一旦新星產生之後，又繼續用舊方式，將之包裝成大路貨品包銷平賣唱商場，這其實又是回到舊式思維，只是替機構賺錢省錢，卻創不出新局面。利用青年人「我要成名」的夢想，而後抹平其個性，其實是殺雞取卵。這個時代要做新媒體，要有一種平等的美感，有點混雜粗糙的，因為要將許多人的想法加入進去；如果真能產生，大概可以突破原有媒體那種非常平滑漂亮但空洞虛無的悶局。

百年之孤寂：革命創傷與符號辯證

（刪節版刊周一星島日報）

進念二十面體今年重演榮念曾創作的《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下稱《百》），自1982年首演以來，第十次重演。挾《百年孤寂》的名作聲譽，兼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進念的新知舊雨可以重溫故夢。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四處充斥「革命」的宣傳推廣，展覽表演。而矛盾的是，如今香港是個溫水（甚或沸水）煮蛙但表面很文明有禮的社會，於是革命那種鮮明抗爭的氣質不存，多是旅遊節目介紹一下本港的革命景點；坊間書店豬肉檯上都是與辛亥百年相關的書，但有讀書人嫌論述一致如倒模。視覺上是一片紅色，真正的理念和歷史卻不見在公共領域深入討論，無可奈何地，理性和知識的辯論被肢體性抗議借代。

革命的符號辯證

而榮念曾的「革命」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簡約的舞台設計，角色、道具和場景都是抽象化的符號，但它的象徵可能觸發無限感慨。甫開場，有一條長而窄的鮮紅地毯從台後方深處伸延向台前，有一人在其中背向觀眾緩緩倒行，行至盡處離開紅毯，佇立良久，待要再踏上那紅毯，那紅毯卻一直往台深處退去，人永遠無法追上，儘管在眼前彷彿伸手可及。這豈非革命烏托邦遙不可及的隱喻？它不是煽情，卻以符號隱喻喚起人們自己的聯想和詮釋，激盪原本殘藏在體內的理智與激情，記憶或想像。

與日趨統一化的辛亥論述相反，榮念曾表達的是某一代香港人的革命創傷，在兩岸三地有其獨特位置。革命初始，人們穿米白純樸的寬鬆麻衣，以戰戰兢兢、步操或匍匐等各種方式，由舞台的左邊走到右邊。那像是單純直接的反應：它們就是面對張咀叫喊卻無聲的抑壓，一些理想、純潔的追尋，裡面有掙扎，有犧牲。白日清晨轉至黑夜場景，演員換上黑衣，以臂掩目，以竹杖敲地前行。黑暗時間，盲目與摸索，象徵精神上的消沉。其時劇場上方垂下無數盲公竹，演員須繞行而過如行於林中，本來用作指引工具的竹枝轉變成阻礙物，算是一種辯證發展。及至後來，音樂轉向軟性消費的圓舞曲，演員在懸垂的竹枝後跳著雙人舞，我赫然發現盲公竹變成了簾子，那是消費中國夜夜笙歌。結尾處演員們在抽象的沙灘上走過，三五成群，仍然手執革命的象徵物，但隨興自然如同郊遊旅行，八、九十後或者覺得影射今日之快樂抗爭，老一輩則想起六零年代胡士托，或費里尼《露滴牡丹開》中的沙灘。（出場時聽到有觀眾笑說榮念曾今年的突破是讓演員穿便服，不復當年嚴厲）

在榮念曾那裡，革命的激情只佔很少部分，他想窮盡的是變化的結構，但那個結構始終是悲觀理性抽離。那代香港人的創傷在於，他們大大地目睹了革命的反面。然而統一化規範化的論述要來，這種港式見證恐怕亦只能退居民間。

極簡主義的奢華感

如果反其道而行，用感官的方式去進入榮念曾那種極簡主義（minimalism）的抽象劇場，我會說最深印象是漫長無助的黑夜之後，一片漆黑裡隱隱有錄影光影投映繁複紋樣，彷若宮殿森嚴，燈亮時卻發現是舞台上方的數十盞大小射燈全數降下至近地面，銀色燈罩有一種圓滑精緻而無情得接近工業的簡約美感。混在懸垂的竹枝中間，燈仍然亮著，聚焦在地面如明火，充滿逼迫感，中間有青年埋首蹲在地上，疲倦弱小如一個逗點。我便想到，關於不息的思辯與號召，大概每個時代都有青年個體不堪負荷。將抒情自閉與光明理念並置，整個畫面震撼得帶點悲愴——細想一下那種震撼非常奇妙，不過就是看到劇場裸露其設備而已嗎？簡單的現實原來就是奇觀。

表面上沒有劇情、不必發揮演技，但其實如此簡約的劇場需要很好的肢體表達，因此對於演員而言要求更高。此次與新加坡演員及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合作，表演者水準未免參差，降低了傳達質素。我還是懷念上次榮氏《舞台姐妹》與眾崑劇名旦合作，諸名旦一舉手一投足都有千萬細節可看。不過榮念曾一早否定作品要娛樂大眾；他更將劇場外的交流對話視為作品一部分，所以榮氏作品之意義，竟可能是其不可見的部分。

對話之難

有年輕朋友問，《百年之孤寂》裡面幾乎再沒有小說《百年孤寂》的痕跡了，這樣豈非流行所謂的「抽水」？我說這叫做「對話」，是文本與文本、藝術形式與藝術形式、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對話是平等的，並沒有規定對話必須要跟隨先發者的框架和議題而發展。藝術對話往往催生獨立成章的作品。年輕朋友狀甚疑惑；他們熟悉有清晰原文本痕跡的「惡搞」（或稱parody），但不熟悉可以天馬行空的「對話」。

有段時間，「對話」是整個香港文化圈的熱門關鍵詞。如今「對話」可能已經被「演講」取代了。或者這也暗示了香港如今不是可以抽離而安然地開放討論的社會，必須先靠公共號召，否則根本沒有溝通的空間。「對話」，是需要雙方都有很高語言質素與耐心的，更有基本的民主政治為基礎。

文首說「理性和知識的辯論被肢體性抗議借代」，其實筆者意思不是指責肢體性抗議蓋過理性辯論，而是希望提出，我們是在一個官方與民間溝通徹底失敗、主旋律與民間話語空間徹底割裂的社會背景中，迎來辛亥百年的紀念。

與我無關的星球

（刊於《香港文學》8月號。本人向來是婚禮上最遲一個到場的，今日竟有人遲過我——是黃碧雲。輸得心服口服，雖敗猶榮。）


我赴婚宴每每遲到。婚宴多是七時恭候八時入席，我到場往往在九時之後。經我在計程車上確認地點全力趕往，多半可以趕得上乳豬上桌之時，也試過失手錯過第二道熱葷。有一次步入宴會廳時一片漆黑，然後射燈搖曳鼓樂齊奏，原來是新人進場——而我錯誤地搶在他們前頭了。前方扛著機器的攝影師及旁邊手持花炮準備的親友都對我一愣，相識的中學同學連忙把我拉回黑暗中。

一般搞文化或社運的朋友都不喜歡去婚宴，因為格格不入，也不喜歡向人解釋自己在幹什麼——文化和社運界往往非全職，難以定位，此中的人們也不接受明確定位。

可是我喜歡去婚宴。就像中學時參加天文學會，透過望遠鏡，看到無數與我無關的星球，在各自的軌跡上運行，有著各自的顏色和表層，迥異的氣候。它們在偶一機遇下呈現在我眼前，那本就奇妙——我不會因為別的星球氣候不同而感到不安，也不會覺得其間的差異是我或它們的問題。

我的中學是純樸的名校，一向沒出很多名人，也不見得有誰大富大貴。我覺得像是我們之前的幾屆畢業生比較反叛和出色，我們那屆連入大學的比率都不高，成了專業人士的沒幾個，也沒有公務員，我對一眾同學的身份最鮮明印象，還是教徒。我覺得我的同學都停留在世俗的平穩裡，那反而變成他們超越世俗平穩的一種方式。我還記得當年萬眾期待的領袖生，跟我說陶淵明《歸園田居》裡的生活，就是她的理想。

那位領袖生大學畢業後，很快就與中學同學結了婚。我中學的人頗多與中學同學結婚的，這也許亦意味著他們的圈子沒有很大擴闊。眼見新郎新娘致辭了，兩位都是醫生。我跟旁邊做雜誌的中學同學說，好像很多我們學校的人都認為中學時代是人生最快樂的日子啊。他回答說，很多專業人士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點點頭，想起讀會計的學生總是在大學二年級開始便變得沉默寡言——因為課業太沉重。

也不一定這樣。婚宴其中一個必要環節，是看新郎新娘提供的照片。照片是見證，作為觀眾很期待看到自己的身影，不過那些照片往往顯示出，作為觀眾的我們，只是新人人生、至少婚姻敘事裡的一個很小的部分而已。就像婚宴座位編排，我和同學們總是被編排到近出口的較遠處，要立起身才看得到主禮台。

我總是穿得胡裡胡塗便赴宴，然後發現許多同學打扮得那麼漂亮，幾乎都認不出來。修得細緻秀麗的眉，雪白的臉，還有足夠精緻的宴會服，毛毛披肩和絲帶，蕾絲與綢緞。我會過去，蹲在她們椅前，逐一跟她們相認，稱讚她們的漂亮。而我始終記得，冬日課間小息，她們站在小食部前，一色套著鼠灰長袖毛衣，啜著熱維他奶，一種純淨平靜的畫面，並不意味著天真與其後成熟的對比。操場邊的石階前，佈滿打球的同學遺下的角子硬幣，閃著啞色的光，無人撿拾。

結婚如今是愈來愈重要了，婚宴花費龐大，巿場上出現很多結婚雜誌，關於結婚的書也很有銷路，反向揭示新人壓力也愈來愈大。早年去婚宴時，新人很少激動落淚，尤其我認識的新娘，往往到送客時仍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但近年新人們時常落淚。婚宴前他們向我提出邀請時，我除了恭喜，往往就是勸他們壓力不要那麼大。

我不喜歡里程碑之類的思維，往往在人生生死婚嫁的重要關頭，我都無重力般掠過。赴宴遲到，往往錯過新人激動的場面。J漂亮而精明，從中學時起多段關係我都有與聞，男子們時常想用各種方法束縛她，她想盡辦法掙脫，那些角力構成了她的愛情生活。終於到得她要結婚，我都吃了一驚，不禁要嘲諷她兩句——但我們很少見面，當我亂七八糟地走入宴會廳，她一見到我，打聲招呼就眼泛淚光了。B更誇張，他是個極反對傷感濫情的人，以前常用理科的理性去衝擊我的文科思維——到他與暗戀十多年的中學同學結婚，我當日破天荒八點到達會場，他還在門口迎賓，一見我隆重其事的早到，突然就哭成淚人。淚掣一開，當晚B連敬酒時經過我身邊、拍照、送客，都變成半哭半笑的崩潰狀態，此事成一時佳話。

我明白，我是變成了類似某種機括的物事，觸發他們發現故事之綿長，當下是由那麼多過去所堆積而成的。許多事情都已經不好再說了，但它確乎是存在過的，那話語斷裂的重量便叫人流淚。在B的婚宴上我也老大激動，幾乎想衝上台向大家訴說他十多年的暗戀故事——難得人生目標和心思如此純淨簡單。不過後來我還是沒說，覺得「暗知」這狀態更美麗，更能對應B罕見的淚水。都說婚姻是人生的重要階段，而為什麼我們需要「階段」這個概念？因為常人始終不能把所有人生隨時攜帶在身邊，人始終要把人生劃成一格格，像中藥鋪裡的百子櫃，這個櫃裡裝車前子和覆盆子，那個櫃子裡裝桂圓遠志燈芯草。他們不像我，擁有文學這個途徑，把櫃格裡的東西隨時隨意混用熬煉。

我總是花時間去欣賞婚宴中的花朵、絲帶裝飾和菜色以至甜點，與朋友交換近況。我甚至不想太大幅地交換中學的回憶。我願他們安然地認為，我是那百子櫃裡的藥草——而我自己認為我才擁有那百子櫃，將來一一轉述他們所不再承認或不能再承受的人生，看著他們在自轉的軌跡裡遠離。這就是我和與我無關的星球之關係。

無聊

沒人知道，那些無聊的電郵，在偶然的因緣中，成為怎樣的一點滋味。延緩的，以為不會來的。突然收到。無聊的電郵。於是今日終於有一點驚喜與輕盈。

我始終記得，在帶狗去打人道毀滅針的那天，我回到家，牠在地上淌血，我心中萬千悔恨，非常恨自己，覺得是自己沒有儘快讓牠解脫，不負責任透頂。那天我發誓一輩子都不要再有出於逃避的遲疑。那天，我在網絡上找寵物善終服務，手腳僵冷，隨手打開GMAIL，收到一個電郵，還是噗哧一聲笑出來。那天唯一的笑。我想我會一直記得。死別、發誓、一個電郵、一個笑。

今天又收到同一人的回郵。也是難過的一天裡，我唯一出於真心的雀躍。

也記得，在某次高樓邊緣，收到Y的電話。那麼無緣無故地，收到她的電話，她安慰我說「唔好理佢地啦！佢地係咁架勒！」完全不對應我的境況，但我一臉狼藉地答應一聲，就此安然坐在高樓邊緣。

我們發出笑聲，死亡在窗邊掠過，交換一個淺淺的凝視。生死，無聊。

香港的自然寫作

（刊於台灣《文訊》八月號）

「自然寫作」近來成為香港文學界的小小熱話：《字花》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了「字在山水」的自然主題文學營，有近百文藝青年參加，亦引起傳媒的廣泛注意。而後《字花》又編輯了「自然書寫」的專輯，引入魚類專家、有機農夫、自然學校及作家，一同探討自然書寫的可能。其中多有向台灣借鑒經驗，作家劉克襄、吳明益均有到港參與「字在山水」文學營出任講者，「自然」也成為港台文化交流的新一輪議題。

「自然」成為香港社會熱話，與近年社會時事有關。其間因緣可由兩端說起，但都與地產發展失衡有關。去年香港著名自然美景大浪西灣（俗稱西灣）、雙鹿石澗，因內地富商收購土地營建高級別墅，而遭污染破壞，引來巿民極大憤怒，抗議之聲大起，引發重新檢討香港郊野公園政策。另一端是香港的農業狀況受到關注，或如政府營建高鐵而要拆遷的菜園村，或如與地產商周旋求生的馬屎埔農民，都有大學生、文化社群、學者及專業人士加入保育，強調本土農業之生存受到扼殺。保衛西灣因社會之聲而迫令政府讓步，菜園村雖拆了但得地另建新村，馬屎埔則愈來愈受社會注意。以古典或田園式的「自然」情懷不同，今日新一輪的「自然」關注，有很大的對抗成分。

在新一輪的整個「自然熱」中，筆者偶然憂於話語之斷裂，願在此補充一筆。香港號稱國際都會，發展極重商業，地少人多樓高步行快，是外間對香港的普遍印象；但香港有四成土地為郊野公園，換言之「自然」實際上佔著香港的很大成份，只是在所謂「城巿品牌」的論述下，「自然」被邊緣化了。

香港1967年發生暴動之後，英殖政府苦思改善管治之法。1971港督麥理浩到任後（他熱愛遠足登山），推動一系列社區、康樂等改良主義措施，包括將青少年導向郊野以宣洩其活力，致有郊野公園之興建。論者陳雲有謂，英國經歷工業革命，深知其痛，故對於自然反而有所珍惜與尊重。然而回歸後，中共治國方針素是以人壓倒自然（有中方背景的行政會議高官甚至曾建議要把郊野公園用地撥作興建房屋），結合資本主義後更是形成了對自然的日削月割。

記得在筆者成長的八九十年代，往郊野遊玩、「行山」都是電視提倡、學校帶領的，也鼓勵年輕人們通過課外活動而往這些方面發展。是後來，此類公民教育被「國際都會」的論述所取代，而且學校的預算則轉向往內地的「國情教育」旅行，彷彿內地才有山水可看。事實上，香港普羅巿民與自然的關係並不真的那麼遠，每年到郊野公園的人次有1200萬之多，筆者回看身邊的不同階層和背景的朋友，仍有許多喜歡偶然就行山出海往離島，上一輩尤多此類經驗，根本已經「習慣成自然」。香港情況特殊，郊野與城巿之間的距離不明顯，本是香港特色，許多日本旅客特地來香港「行山」，就是因為喜歡香港不必一小時就可到達郊野的方便。劉克襄先生近年都多來港宣揚香港山野鄉郊之美。因此，筆者認為，不應該陷入主流論述的誤區，以為香港沒有自然；反應聲稱，香港的自然本來是巿民呼吸與共，親近到相忘於江湖——近年發展之痛令巿民重省自然之必須保護，實為政策失誤、社會之悲哀。

香港六七十年代以來，已有民間團體組成行山之興趣社，社群內有通訊刊物，這些「山海之友」亦不時在報章撰寫專欄，提供郊遊資訊；以行山郊遊為樂者本包括所有階層，作家也自然是其中之一。單論散文，已有也斯《城巿筆記》、葉輝的《甕中樹》、方禮年《香港足跡》等。這些作家的遊跡，其實遍佈香港大小離島、郊區山徑、鄉野村莊，尤其葉輝的《甕中樹》遊蹤極遠，如以文字繪地圖，寫出山野的寂靜，山中人煙那種被遺落的感覺，平淡中隱見細膩的人文關懷。這些早期的自然書寫，往往著重感官的真實經驗，不願落於概念，於是也有藝術那種難以轉譯的高貴。另外，這些「自然」書寫也一直被當成「城巿／香港」的一部分去結集，體現了香港城鄉分野不明顯的特色。

看到劉克襄先生以「穿村美學」來形容他在香港的鄉野經驗，真是漂亮，不免慨嘆香港社會對於文化概念興趣缺缺，以致作者和研究者們未能推廣概念和理念來抵抗反人文反自然的商業邏輯。山海之友式的組織發展出資訊性、資料式的整理，往往著重實用性；作家們的郊遊散文，則多以個人感性出發；致令兩種視域未有好好整合，也欠系統性整理。香港出版業局限甚大，亦不能與台灣有建制和民間社會共同推動關注自然的聲勢相比。規劃師杜立基曾這樣評論郊野公園局限：一、它建基於對自然作為可利用資源的水利和植林工程，而不是社會廣泛討論自然保育的結果；第二、它主要由外來的統治者推動，在特定的政治時空建構出來；第三、它與原有鄉村在法制上和政策上完全割裂，無法與鄉村文化相互支持共生。可以說，香港自然書寫的斷裂，與政府的自然政策之斷裂是同構的。

前英的郊野公園政策中「郷」與「野」的割裂是一大弊病：即著力保護郊野自然景物，卻對在郊野中生活的村民、農民沒有妥善處理，由之自生自滅為世所遺。香港本土新一輪對自然土地的關注甚具人文精神，社會運動能否結合文學，發展出這個時代的、具村民和農民視角的自然寫作，補完「香港自然寫作」的全景拼圖？無論如何，這個本土自然的關懷，應有新舊結合的寬廣視野。

無聊閱讀報告

無聊閱讀報告：過去幾天，我的面書朋友之間最熱傳的是（以出現先後次序排）：

1. 六四TEE男反鷹抗暴遊行感人發言：一個平凡人講自己出來抗爭的經過，一方面有「不抗爭巿民」的角度，一方面也令抗爭者覺得滿有希望。

2. 黃津玨：〈抱歉，這個防暴盾不能隔音〉：修辭效果方面接近完美，因極遠反而極近，道德高地、運動節奏，雖然在種類上屬於非知性的打飛機文，但也是極高質素的飛機文。

3. 沈旭暉：〈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這篇反而有點洗盡鉛華，平實指出現時社會氣氛激化的結構性問題。沈氏並從援引學術詞彙過渡為援引唐唐語錄，此種楚材晉用頗為可喜。

另外值得留意的還有林天悟：〈假如示威者沒有衝進會場〉，指出傳媒與示威者漸有同構的嗜血邏輯，具體議題焦點的模糊及社會的撕裂，stand pt具體而中立，質素後高。另昨日黃洋達打去自由風都幾令人叫好，因為好清晰咁頂住左劉佩瓊。

----

以前寫過一個專欄叫「及時語」——只寫了一個月，很短。我其實深明，時事是以「時」先行，時者，機也，想起胡蘭成《禪是一枝花》序言：「中国的制度文章与器物的造形，皆是一派生动变化之机。孙子兵法亦是说的兵机。历史的气运，山川草木的节气，皆见于其始动之机。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儒者知道之成而不知道之动。黄老知机，儒者虽不知机，但识得礼制，汉唐之士以儒为术，以黄老为用，所以能开创新朝。」

我只是對於自己的閱讀報告，內容只有fb或雜誌報紙（即使是質素已算好的），感到些微絕望。問題在於，我究竟是混進那些語言洪流裡，還是留在真正精緻的語言中，比較容易活下去。有些憂鬱，是吃多少甜點都不能解決的。

要麼去北韓，要麼去火星

（刊周一星島日報）

北韓的趣味

有理由確信，在「地球是平的」之全球化資訊爆炸年代，仍被稱為「三十八度以北的禁域」——北韓，將會引發人們新的興趣。理由，遲點再說。

北韓始終代表一種神秘，我們對它所知甚少。猶記得某次電視新聞提及北韓，畫面上出現的是穿著韓國傳統服裝的三五女性，在一座極高峻肅穆的紀念碑前步行經過，那種畫面像是數十年前的遺蹟，非常超現實。我想起幼年在內地，改革開放未久，每日電視只有幾個節目重複播放，沒有節目的時段便播出類似接近靜止、毫無訊息的畫面。去年秋天北韓突然砲轟延坪，本港新聞形容為「原因不明」，而北韓反指是南韓首先開砲，令人難以置信。之後幾天新聞裡一直佈滿猜測，無法證實。總之，這個被極權統治的神秘國家，它的一切就好像是永遠不能用理性去解釋似的。

傳說中的「無污染」之地

今年台灣推出了一本重點書籍，美國著名記者芭芭拉．德米克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作者德米克曾任駐首爾記者，書中她開宗明義說道，即使可進入北韓，採訪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有「看管者」緊跟西方記者以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也只能依照官方所劃定的紀念碑來兜圈參觀，絕無可能接觸到一般平民。即使在官方的照片和片斷中，北韓人也仍然是木無表情如同機械一樣表現著對領袖的忠誠。德米克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而她知道，只有向脫離了北韓的北韓人追尋北韓的真實生活。於是她花七年時間追訪了多位「脫北者」，寫成了這本充滿了生活細節，個人情感的書，文筆優美得猶如小說。

北韓最為人所知的特質有二，一是極權統治，二是資源短缺——僅是九十年代的大饑荒就可能餓死了上百萬人。電力廠在蘇聯倒台後一一關閉了（於是也沒有光害和污染），但沒有電力所造就的黑暗裡，也許會有小情侶秘密地談情說愛，他們衣著樸素（很多時就是衣料粗劣的校服），極其規矩，僅僅是談話已經覺得幸福。北韓的時間近乎停頓，小情人們安於等待。偉大領袖不鼓勵戀愛，而在如此單調的世界裡，連電也沒有，除了生長情感，人還可以做什麼呢。書中的故事是奇異的混合體：長期受著嚴密政治控制之下的判斷之扭曲，以及素樸善良到接近童話的情感。

一切都被安排好的世界

從德米克的美國記者之眼來看，北韓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將國民隔離於世界之外。北韓人接觸到外國新聞是不可能的，民宅中為數很少的電視機上被密控制，確保無法接收境外電波——走私各國DVD現在也變成了顛覆叛國罪，最高刑罰是死刑。書中被訪者美蘭（化名），連其住宅和街道也還隔著一道白牆，難怪北韓官方提供的照片和片斷中，街道上的行人總是這麼少。英國攝影師Charlie Crane亦有一輯極美的北韓照片「歡迎來到平壤」，我印象很深。在照片中，經常是空無一人，玻璃桌面、雪白桌布、雲石地板、車廂、鏡櫃等等全是一塵不染，毋寧證明了平時根本沒有人使用。溜冰手在空無一人的場館裡表演；黃葉秋色中有位讀書少女像極了九十年代文藝氣質的書籤；某陳列館有一位老人拿著一個花瓶在賞玩，神態閒雅，唯一古怪的是，他坐在陳列那個花瓶的位置上，彷彿清楚表明自己就是陳列品。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是特地給記者拍攝的。而Charlie Crane的對應也很妙，他說：「既然無法拍攝到任何表象以外的東西，那就只好集中去拍攝表象本身。」無景深，虛假、失血的色彩，塵埃清晰而壓抑，人物彷彿飄浮在背景上，充滿了格格不入感。

近來記者群體與政府針鋒相對，記協抗議警方懷疑記者企圖爆竊、抗議搜身、抗議採訪區太遠，唐司長則說已經確保有文字、有畫面提供給媒介，記協反駁說不能接受以官媒消息代採訪。一方面控制消息出口，一方面把示威者直接抬走、推入後樓梯，香港這個示威之都終於變成「零示威」。驚怒過後，筆者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因為香港人心頭太高，以為自己生活於民主社會，要和美國等高舉新聞自由、示威自由的地區相比，才會覺得尊嚴受損，才會覺得傷心。我們不如接受現實，從此向北韓看齊，全心投入北韓式人煙都不見、不可能拍攝到未經安排之事物的極權世界，在百萬人餓死之後，仍高唱「我們最幸福」。完整天真的鴕鳥，就是北韓的幸福趣味。你準備好未？

（按：寫稿的時候還未買到《這就是天堂！——對北韓最具穿透力的描述》，否則也應該加進去）

順便share粉絲傷心語：呂大樂在火星

呂大樂今日發表了一篇看來像是火星來的文章，鄙人作為粉絲真的很失望，於是也說了幾句。在大律師公會都質疑「核心保安區」的法理依據時，呂先生還在講「支持警方依法執法」這樣阿媽係女人的話，我們是否還生活在同一個香港？其實，真心個句，呂大樂先生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一個連穿衣都沒自由、新聞都由官媒提供的城巿嗎？如果不可以，你點解要咁做？有什麼政治任務比學者的清譽更重要？郷本佳人，勿通匪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