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長文：蔡子強說，作繭自縛

蔡子強在新近一期《讀好書》中有〈作繭自縛的政治正確〉一文，評論平機會及他認為是「過了頭」的政治正確運動，過份要求平等，以致令自身失去日常的溝通功能（所謂作繭自縛）；蔡氏尤其戮力嘲弄了《政治正碓童話》一書。這本書我沒有看過，但蔡氏在文中流露的思考邏輯，已經夠令人搖頭嘆息的了。

如果由我來概括，蔡氏主要的論點是建基於平機會／政治正確運動對形式的關注：平機會認為教科書偏重男性角色，人物圖片男多女少，女性多當護士、老師或秘書；男性則多當律師、醫生、建築師、商人和軍人；歷史教科書多提及男性人物。政治正確術語運動則要求我們將日常生活的詞語一一轉換成「冗長及艱澀難明的名詞」，如「他很窮」應為「他是被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圈邊緣化的一群」或「他處於貨幣經濟壓榨之下」；dirty 則應為hygienically challenged等等。蔡氏認為，這些詞語即便不會引起歧視，但也令語言失去了方便溝通的功能，更令蔡氏本人笑不可仰。

扯遠一點，我們為什麼會笑？經常是因為對象扭曲了我們慣常經驗到的事物、狀況（如小丑表演）。這樣說來，一切不常見的事物都可能引起我們發笑，發笑並不代表我們的邏輯有多麼正確。只是笑令我們覺得脫離了一切壓力而已。

1.角逐中心位置

政治正確運動其實經常受到類似嘲笑。因此反過來說，這些嘲笑本身也經常是老生常談，只是說者不自覺。（西西的詩〈女性主義詞典〉亦為一例，但她以重寫經典為自己的救贖，即「把肋骨還給亞當」，就是《西西的詩》裡〈女性主義詞典〉之後的那一首。西西的日常之救贖與昇華經常在於經典。）蔡氏的邏輯令人失望之處，是他要訴諸的權威：對溝通的功能、實際需要、歷史、經典、現實。女性主義以至一切邊緣族群、話語向中心爭取的運動，不是一直面對這種自封的中心嗎？「女人去工作，沒人做飯對家庭造成實際不便」；「現實上，絕大部分古惑仔及撈偏門的都吸煙，所以吸煙代表罪惡也有其道理」；「行政主導可以帶來更高的運作效益，合乎現實需要」；「『溫柔敦厚詩教也』，薩德的小說算什麼文學」；out左的《大長今》都有講：「白丁出身都可以做最高尚宮，置社稷宗廟（傳統）於何地？臣懇請皇上收回成命！」當然還包括「爭取07/08普選現實上是不可能的」。

我想很清楚地，以上話語建基於這樣的自信：認為自己所見的「就是現實」，而且這個說話者認為自己屬於大多數（且假設「實際需要」只從屬於大多數）、經典、歷史。而對經典、歷史、現實的重寫行為，對他們造成威脅。

對於蔡氏本身來說，這只是一個對「大多數／正常」的位置的角逐——蔡氏本身的想像方式是帶角逐意味的，從他描述《政治正確童話》的意圖時可以看出：「嘗試改寫一系列從小陪伴你我成長的經典童話，以達到『漂白』的功能」、「這些過往被視為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的經典名著，都應該出版合乎政治正確需要的現代『潔本』，否則便應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中」。很明顯，蔡氏視「重寫」為一種「取代」的行為，而「經典」、「歷史」被取代則是不可接受的。

2.重寫與共處

「這是誰的經典、怎樣的經典」這種問題也許尖銳得來失諸平凡（太多人問過了，雖然蔡氏本身似乎沒有問過自己），我們不妨留意一下蔡氏本身，對「重寫」這個行為在創作方面、創作史上的位置之不熟悉，以及生產「經典」之權力場的運作方式之不熟悉。喬依斯重寫《尤利西斯》，是否取代了希臘神話的原版《尤利西斯》？《天界小神仙》又否取代了全部希臘神話？儘管兩個後來的文本都某程度上質疑了原有文本。事實上，「重寫」已經是諸種抗爭中，最和緩、最意圖指向共存的形式。蔡氏的言論，只是顯示出他其實沒有具體打算與那些追求平等和政治正確的想法共處。

（若要談及共處。我亦不是說，這些在形式上挑戰慣常意識型態的方式完全不繁瑣，其中完全沒有對立的假設。但我不相信當代平權理論裡不包括對自己爭奪霸權位置、成為霸權的反思和警愓。理想的狀態可不可以是這樣呢：經過政治正確的詞語意涵之提出，原有的具歧視意味的詞語已經可以被批判地接受及使用，以致連原有詞語意涵及指向亦被改變？最後像齊澤克形容的，白人和黑鬼以最具種族侮辱色彩的字眼互相調笑，然後攬頭攬頸落吧？）

3.一個支撐與一個反面

在一個唸文學的人的角度來看，「作繭自縛」和嘲弄是出於對形式的忽視和不敏感（有些人忽視形式但本身對形式敏感，譬如覃某），to be more critical，這種想法認為語言功能對我們的日常意識不具塑造力。蔡氏認為，與其考察教科書，不如鼓勵師生討論兩性問題和反思每個歷史年代的局限。這不妨說是一種現代性劃分的觀念：即在討論的時候我們進行批判性思辨，平時就溝通大晒管他媽的——一如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旅行我最自由可以思考人生，旅行完又何妨行屍行肉。一如在現代性裡，休息是工作的支撐，蔡氏的「討論時反思」亦是平時不作反省的支撐。

令溝通受到阻礙，有時是反思和改變的契機：就算不提胡克斯（bell hooks）的「在沉默中學習」，再門外漢的都該想到，所有創作都改變某些溝通規則，在陌生化造成的錯愕之間我們可以思考；不止文學，日常生活的錯愕都可以是反省契機。每次遇到形式方面的挑戰時，就用溝通功能來壓對方，說穿了不過是滯於自身慣用的方式。至於等而下之的「我的原意是……」，如果不能在同一個層次的邏輯上回應對方，則是自我中心地妄想自己可以擺脫一切脈絡，不受各種意識型態影響（及這些影響不會在言語運用中流露出來）。蔡子強已經在同一篇文章中向我們演示了這兩種想法，顯示兩者只有一個column的距離。由此看來，似乎訴諸實際需要的工具論在我們這個社會的語境裡，弔詭地其實並不與個人主義相反，它的反面就是自我中心，尤其當它們假設唯有自己的方法才能到達目標時。

我們的整個世界就照現成的邏輯運轉下去，這樣就最順滑流暢了，不是嗎？不知道經常在報章經常要求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我不肯定這個形容是否完全確切）蔡子強先生，同意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