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或者失焦

我一直記得福克納的一段談話，他說：我們都不能達到自己的理想，所以他評估作家時，根據的便是我們「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光榮失敗的程度。在福克納的眼裡，如果能重寫自己全部的作品，相信會寫得更好，這是藝術家最健康的狀況。這也是藝術家不斷寫、不斷嘗試的理由。每一次他都相信這一次能成功，寫完後還有一段距離，於是他還得不停地做下去。

也許這並不是自我安慰：我慶幸自己的永不成熟，否則，我除了自殺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倘若我有一天真的能「成熟」？我慶幸自己生在中國，因為有什麼事情比衰敗文明的偉大復興這一多少代人的夢想更令人痛苦心碎又更令人無比歡欣的呢？又有什麼比觀察和體驗這一集體夢想的每一細節和過程更讓人震撼的呢？

在這個寒冷的春夜裡，我分明地聽到魯迅病重向愈時的囈語：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我更加分明地感到：我活著。

——汪暉，1992年3月24日夜。

《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