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隙中的悶聲

（周某說，獄中札記。）

這是一種愈來愈強烈的傾向：無線在報導泰國大型示威的時候，引用反對派領袖的說法：「如果能將一個腐敗的政權趕下台，那麼曼谷塞車一個月，又有什麼所謂？」然後電視再報導商業區癱瘓每日損失多少錢。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都這樣說了，還要以一種賺錢至上的邏輯去試圖凌駕人家的訴求，嗎？總是以「客觀中立」來批評民間記者不夠專業的職業傳媒人，這麼中立，到底能不能聽到人家在說什麼？

泰國的示威者，在商業區內聚集跳舞，美麗而且快樂，以各種語言講述他們反對的理由。法國學運正在緩氣待上，都是幾十萬人的大型示威——是不是只有香港才像四月的春天，濕悶而充滿偽溝通，像曾蔭權的答問大會那樣只有立場宣示與暗底擠壓，從來沒有撼動人心激勵思考的生機？可悲的是，傳媒報導這些場面的方式很明顯與其在香港世貿的報導上一脈相承。雖然相反聲音的出現，總可能把一方迫到更封閉的境地，但反世貿抗爭所留給我們的，總不該是這種愈來愈重的封閉性。

尹一權終於被撤銷控罪（另有台灣朋友吳永毅的評論），作為香港人，我等無權影響政府的小民，總算以後有臉到世界各地旅行，不用因首開世貿示威者被判罪的案例而慚愧。警察認人程序不當這已經說了很久；其實尹一權一早已經承認過曾經掟過泥。肢體衝突總是低度武裝的——花圃裡的泥，與警棍和水炮和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真是旗鼓相當了。好罷浪費了公帑若干，礙著了尹一權種溫室青瓜，醜事和鬧劇總算落幕。韓國朋友也要離開我們了。快樂叢生的離別。

早上（下午三時）醒來時打給bobo，她們正要到機場去韓國（可以代我去見韓璟圭一面，嗚）。大家都很快樂。半醒之時躺在床上，難免傷他悶透——這就像《涉谷廿四小時》的情誼——渾身解數兩脅插刀向目標一往無前，最終，是為了離別。想到這些我就會哭得喘不過氣，但論文可以讓我冷凍——這欠下的日後必定另由什麼，來討回。包括我缺席的不可知的深淵，我種種冷靜抽離所遮蔽的創傷。

為《字花》的事，常要到富德樓開會或校對到深夜。深夜回旺角的小巴總要繞經馬師道天橋、貨物起卸區外、告士打道。初春的霧裡一切迷茫像觸手便散，我在車上辨認回憶在身體裡的刻度。十二月的世貿的失焦與距離，引發我無窮的辨認欲望。然而世貿留給我們的，不該只有這些。

是這樣的的確有所改變——以前在困苦深重之時對遠一點的事便漠不關心；現在相反，略略擦到他人的衣角，整個心神都軟化散掉如蒲公英遇風。收到重病的先生的電郵，渾身都要抖起來——那些隔在英文裡的不可挪動之距離。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讓我清晰緩慢發出刺耳尖聲地，挪動。他人始終是逼迫，逼迫也常常就是拯救。千萬弔詭會或不會在時間裡解開，我所清楚知道的只是重量在羸弱的心裡積存如癌——這也是改變，未曾絕望。而這又與我每日三遭的改變主意有何不同？此刻我或者不能回答。設若我真的神智清明，那麼，唯有困難可以取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