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單位：瘟疫．文學
嘉賓：潘國靈
潘國靈代償了鄙人的文明單位多次因為過於口沫橫飛而忘記談書的缺失。回到書的世界真是，叫人放心。
（20/10，經濟日報。編輯替我改動了一點，令文章開頭看來體面些；我記錯了交稿時間，實在汗顏。）
悠遊見風景——讀奧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
香港人會不會比較熟悉奧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下稱《紅》）呢？千嬅曾推薦過它。《紅》被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多處都頗為暢銷。《紅》的故事以一宗謀殺案為引子，引出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面貌、土耳其傳統藝術「細密畫」的諸種理論、一對戀人的愛情磨難。乍看下來它與《達文西密碼》（下稱《達》）的賣點相似：謀殺、藝術、秘密、愛情。然而《達》的結構相當簡陋，主要是由一忠一奸相反的兩個角度推進，組織出推理的刺激感。而《紅》的結構則更為龐複、枝繁葉茂，全書分成59章，由十多個不同的角度娓娓道出故事，無疑是一幅更為龐大的版圖。連屍體、狗、圖畫裡的樹、（偽）金幣甚至「死亡」本身都可以說故事，是真正刺激的敘事技巧。
一步一景，細節無窮
更準確地說，這十多個不同的敘述者，其實並非在說同一個故事，它們各自在描述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態度和立場左右著故事的版本，每個說故事的人手裡都攥著一塊拼圖，帕慕克要讀者耐心地拼出全貌。又或者，每一塊拼圖碎片已經是一幅完整的拼圖：作者並不急於推進故事，而是悠然地在每章裡重新建構16世紀末伊斯坦堡的風景，並像部落長老在黑暗的火堆前口傳故事那樣，將有關「細密畫」的事，向我們這些對伊斯蘭世界感到異常陌生的讀者轉述。
在16世紀末時奧斯曼帝國，將自己的事蹟記載入書籍，是蘇丹讓自己達到不朽的方法。一頁細密畫須由使者以快馬傳遞，完成後的書籍價值連城。《紅》裡面大量談及「細密畫」技巧與理論，這與作者本人對繪畫的濃厚興趣不無關係。細密畫並不像文藝復興後的西方繪畫那樣採三點透視法，而是將畫面的空間分割，分別述說故事的不同部分，中國山水畫的散點透視法可與之類比。每個空間部分自成故事，而裡面的故事全都耳熟能詳，細節如衣飾、花草蟲鳥都是象徵性和裝飾性，而非寫實性的。細密畫的製作工程浩大，人物、花朵、藤蔓，描邊、調色、鍍金等都分別由擅長畫師操刀，這種分拆精微的藝術目的只在於，以千手調製、無窮豐富的細節，引觀者凝視。
帕慕克的小說敘述方式不也是為了類似目的嗎？在那個並不新鮮的謀殺和愛情故事裡，他汲汲於讓不同位置、匪夷所思的角色有自己的聲音，其實是為了拼湊出一幅有複調聲音的國家歷史圖畫。不停問「接下來怎麼了」的讀者，會不時覺得它多餘；但對於將閱讀視為在蘇州園林漫步，深曉「一步一景」的閒雅讀者來說，它實在很舒服。
看見與看不見
三點透視法的哲學意義，在於它暗示著「某一個」觀察主體的位置，因此才有遠近的透視，「寫實」的風景；三點透視法代表著某個現代主體的發現。而細密畫則不然。《紅》裡面，細密畫的傳統觀念受到了西方美術觀的衝擊，畫師們敏銳地感覺到，西方的繪畫風格顯得自大，竟認為作畫者是世界的中心。傳統認為必須以前輩大師的方式來作畫，「風格是瑕疵的表現」，強行把自己的風格和簽名加入畫中會招來不幸，畫的世界會與現實世界混淆不清。可是一代一代還是有畫師與蘇丹陷入欲望，在畫中試圖留下自己的痕跡。所謂的傳統真理，其實是一個個欲望和失敗的故事。
《紅》裡面有時以寓言故事的方式說出細密畫技巧與理論，寓言的教訓引而不發（李歐塔中口中流動游移的「小敘事」）；另一些則是古老又難以參透的人生哲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一個：因為眼睛長期勞損，細密畫師多半會失明；而失明之後仍能以記憶畫出馬、樹和人物，因為他們已經畫過千萬次了。甚至，他們將失明視為榮耀，因為他們想畫的並不是現實的世界，而是真主眼中的世界，失明令他們免除現實的牽絆。世界在他們眼中消隱，而一個更真實的世界在他們心中浮現，遞於筆尖。《紅》是一部意圖重構歷史面貌的小說，帕慕克說，《玫瑰的名字》的艾柯（Eco）教會他，想像比歷史更加重要。
這種理論並不畸怪。讓我剪接一句書中的話來解釋：「愛情的力量能讓人看見他所看不見的人，這種能力就是要感覺到看不見的人一直都在身旁的願望。」藝術的虛構欲望及力量，曾在愛情中思念的人，都能明白。
帕慕克曾就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歷史問題，與國家對簿公堂。他得獎照例也有「政治vs.藝術」的爭論。其實，文學獎是一時一地的產物，幻想它與國際政治環境脫鉤，是不合理的。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日益嚴重的今日，連我們香港人，也需要能夠將他者文明圖象化地傳遞到我們眼前的作品，在冷硬的資訊以外，豐富我們的想像力。《紅》含著尋根的鄉愁，而小說裡那種說書人式的敘述方式，顯示對讀者（觀看者）的存在極度敏感——就無疑是一種當代特徵。帕慕克不想像一種從未被西方污染的傳統，相反，他在中／西、新／舊、個人／傳統的交鋒處，發掘有力的表達形式。
如果不是網上有讀者引用了〈移動的龍門〉，我都不知它刊出了。寫的時候是八月尾，癲了一樣在改論文，完全不理字數問題。於是編輯替我剪走了一段。這些甩甩漏漏也是汗顏到爆的。
「我們服從於我們不認同的，陪上人生，不過是為了某種來自主流社會的壓力，追求被人認可的地位、或至少比較平順的人生。大學畢業時看到呂大樂的文章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年青人的笨，是笨在向一個不斷移動門柱的龍門射球，不明白移動門柱的是有話事權的成年人，白白放棄了理想與自己。屈服，始終不帶來勝利。」——參見〈年青人為什麼總是有罪〉，呂大樂，《誰說家長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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