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憤怒

有時我懷疑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徒勞無功的，否則怎麼這麼多百年不滅的轟炸兇猛的作品侍立我們身邊如幽靈喃喃囈語我們愈來愈畏縮如康文署的守門員（加之與物推移每個時代的守門員都可能比前時代的更加保守）。而再親近可感的東西都會被常識撲滅撲滅，撲滅，回到教育電視或政府宣傳片的風景與襯底音樂。最令人不忍是一邊談著波德萊爾，一邊倒退回嬰兒狀態——《羅馬書》有一句我一直記得：「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毀謗。」我認為它的意思是，你stand by波德萊爾（and many others），你就要重新規範你使用「惡」這個字的方式。這個所謂惡之特集不過是想推撞我們對惡這個詞的使用規範，偏偏愈來愈多人用最最不堪的「鬧人=惡」的定義來指證我——某些人最最難面對因為你以為他們已經經過了你所經過的地方——有時我懷疑這是我已經寫過的句子（見此文第二章第二段末二句）。這種直接挪用慣見格套的指證方式，比起另一種無法面對自己的不能成立而攻擊名為「理論」的稻草人的迂迴進攻，我亦不知孰為美者。對於後者可補充的是，最令人慨嘆的是晦澀難以索解者訴諸直觀而排斥理論（如果是那些語言清通的分析哲學派的攻擊也就算了），明明大家都是被「常識」和「透明」排斥的東西。過了這麼久我以為我們應該已超越18世紀浪漫派或梁實秋1927年那種知性與感性的對立。

事到如今我亦無可想望，唯望星期六的惡死能登會裡，長毛、李智良、張歷君幾個火星撞地球，極燃熊熊無明，一把火把我順便燒死算了。星期六最好降下天雷，burn, burn, burn！火中的一個草原。各位齊來見證。

上述文字你以為很惡嗎，一點都不是，它保守極了。別被節奏欺騙。暴力要以暴力來終止這點絲毫也不令人感傷，令人感傷的是我們生活在暴力裡卻要靠溫柔的幻覺維持呼吸，令人感傷的是和暴力一同生存這麼困難，連知性都無法穿透的生存習慣。為求宣洩，再貼《字花》第二期「惡」啟首語。在規矩的城市裡所有發洩都被中介。

想望：如果有更多人看過游靜的〈惡民三部曲〉，會不會有更多人明白，我們，以及我們所指責的，都同樣只是我們城市的病徵——於此，我們同一——那麼，還會不會發生巴士阿叔被毆打的事件。我們為什麼要毆打與我們一樣的人？唱唱Eason的〈兩名男子街頭相遇〉吧。

波特萊爾的《惡之花》與讀文學的人長在；而在今日香港，禮儀與和諧的教導盛行之同時，惡是愈來愈貼近我們的東西。連台灣偶像劇的女主角都不再像《小甜甜》或《莎拉物語》的女主角般一味柔順，而敢於對不同階級的富家子男主角發出挑戰（而非等待救贖；在這個意義上《流星花園》比《王子變青蛙》更激進一點），流行文學或者也早接下了文學傳統中對「惡」的親炙。洪凌的酷異科幻小說，在台灣流行文學界早覓得席地，去表達否定人類生殖存續的極端姿態，以及那種流行品味對高雅文學的挑釁。江康泉的漫畫和楊學德的畫，則以圖像的短路更有效地表現了惡及其反面的錯置。

我們城市的惡多種多樣：李智良以厭惡的語調書寫的城市惡俗生態，以及無形的監管網絡；張歷君以諧擬經典（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來指向的，在城市生活規律中形成的，對他人苦難之冷漠。今期十字街頭的四大惡人便以OL、議員等身份，散落我們四周，他們的惡都有對象與原因。

當惡可以彬彬有禮、整齊光鮮，那麼對惡的反抗也就必然會具有惡的姿態。零三七一以降，香港大小遊行以至絕食不斷，表態成為必須，無疑是城市擠壓的結果：必須以數量還擊擠壓。身處這個時代的人應該會對惡的複雜糾結有更深體會——王貽興直陳胸臆，蔡炎培以洞悉人生的態度看謊言，都向讀者揭示了：惡是善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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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巴塔耶說：「惡——尖銳形式的惡——是文學的表現；我認為，惡具有最高價值。但這一概念並不否定倫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

文學是交流。交流要求誠實。按照這一概念，嚴格的道德來自對惡的認識，這一認識奠定了密切交流的基礎。」（《文學與惡》）

其實，在原書的扉頁，巴塔耶還說：「人不同於獸，在於他們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們遵守禁忍，但也需要違反。違抗的勇氣不是由於他們愚昧無知：違抗要求堅定的勇氣。違抗所必需的勇氣是人的成就，尤其是文學的成就。文學的優先行動是一種挑釁。真正的文學是富於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於違抗當時社會的基本法規。文學懷疑規律和謹言慎行的原則。」